地质机构沿革
包括与地质相关的行政管理、科研院所、教育机构、学术团体（包括早期中国地学会和北大地质学研究会）。
与地质相关的行政管理、科研院所机构
（一）近代地质学在中国的初创时期的地质机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从事地质调查及研究的全国性机构，主要有3个，即中央地质调查所、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和矿产测勘处。此外，还有一些专业性和地方性的地质调查和研究机构。
1、中央地质调查所
中央地质调查所，是中国建立最早、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地质机构。它对中国地质工作、地质研究、地质人才的培养与团结，均起到了中坚作用。
辛亥革命胜利后的第二年（1912），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临时政府实业部矿务司设有地质科。这是我国政府机构中第一次出现“地质”二字。科长由刚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理科大学地质学科毕业回国的章鸿钊担任。章鸿钊发表了《中华地质调查私议》一文，要求“专设地质调查所，以为经营之基；树实利政策，以免首事之困；兴专门学校，以育人才；立测量计划，以制舆图”，他还代实业部拟订了《调查地质咨文》。他担任地质科长一职仅几个月，后来政府北迁，于1913年初，地质科科长一职改由丁文江担任。
丁文江一上任，就和工商部矿政司司长张轶欧商量，并呈请工商部批准，改地质科为地质调查所。了文江出任所长。1914年1月，农林、工商两部合并为农商部。1916年1月，地质调查所一度改称地质调查局，隶属农商部矿政司，司长张轶欧兼任局长，丁文江任副局长，还聘矿政司顾问、瑞典人安特生（J. G. Andersson）任副司长。局下设地质、矿产两股，由章鸿钊、翁文灏分别任股长。同年10月，又改回地质调查所原称，丁文江任所长，正式开始了地质调查工作。1926年，翁文灏继任所长。1927年隶属农矿部，1928年隶属经济部，归南京国民政府统辖，同时与中央研究院结成合作关系，并得中华教育文化基金委员会资助。1935年，该所迁南京，北平置分所。1937年迁长沙；1938年迁四川北碚。1941年称中央地质调查所，以示区别于地方地质调查所。1943年设西北分所于兰州。1945年迁回南京，同年恢复北平分所。历任所长有丁文江、翁文灏、黄汲清、尹赞勋、李春昱等。1949年后编入新的地质机构。
该所主要职称为技士、技师、技正。1922年前，编制30入左右，1935年定额人员48人。最早一批骨干力量是地质研究所的毕业生，后来采取考试遴选制度，从大学毕业生中选拔人才充实组织，并不断推荐、选派在职人员出国考察与深造，培养了一大批人才。该所的学科带头人多是著名地质学家，人材荟萃，实力雄厚。早期还聘用外国专家，如美国人葛利普（A. W. Grabau）、瑞典人安特生（J. G. Anderson）、法国人德日进（T. de Chardin）、瑞典人那林（E. Norin）和丁格兰（F. R. Tegengren）。
该所1913年成立之初，只作了些零星地质调查，1916年才正式开展地质调查与研究。原来只设地质股、矿产股，后来改组为研究室，按专业分工，计有：①古生物学研究室。主任葛利普，副主任俞建章。专重古无脊椎动物研究（1928年设）。②新生代研究室。名誉主任丁文江，主任步达生（Davidson Black，北平协和医学院解剖系主任），副主任杨钟健。专重古脊椎动物研究及古人类研究（1929年设）。③沁园燃料研究室。主任谢家荣。专重燃料研究及实验。此室代管矿物岩石研究室（王恒升）、化学实验室（金开英）、古植物研究室（周赞衡）、土壤研究室（谢家荣兼）。④地震研究室（地球物理研究室）。负责人李善邦（1928年设）。另有图书馆、地质矿产陈列馆。
该所早期开展的工作主要有：测绘地质图、矿产调查、矿物矿石研究、古生物研究、地震记测、燃料研究、土壤调查等。特别是古生物研究方面，葛利普、孙云铸、杨钟健、裴文中等人的研究成果，蜚声中外。
该所出版有：《中国古生物志》（4种）、《地质汇报》、《地质专报》（3种）、《地震专报》、《土壤专报》等书刊。其中一百多册《中国古生物志》，受到国际地质界的重视。
在旧中国时期，地质调查所集中了许多学有成就的地质学家。这里除曾经担任过所长的丁文江、翁文灏、黄汲清、尹赞勋、李春昱等外，还有章鸿钊、叶良辅、谢家荣、朱庭祜、李学清、刘季辰、王竹泉、李捷、周赞衡、谭锡畴、袁复礼、杨钟健、赵亚曾、孙云铸、程裕淇、王曰伦、孙健初、王恒升、徐克勤、丁毅、彭琪瑞、计荣森、许德佑、王钰、裴文中、卞美年、李善邦、秦馨菱、高振西、李悦言、阮维周、叶连俊、卢衍豪、侯德封、路兆洽、李树勋、何春荪、陈贲、朱夏、关士聪、白家驹、陈秉范、霍世诚、潘钟祥、曾鼎乾、曾繁礽、盛莘夫、张鸣韶、高平、岳希新、姜达权等。他们凭着满腔爱国热情，克服了重重困难，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研究成果，为开发祖国地下宝藏，发展祖国的地质事业，做出了可贵的贡献。
中央地质调查所还设立过两个分所。
北平分所：1935年冬，地质调查所迁南京。一年前就决定在北平设立分所，1934年10月任命谢家荣为分所所长。一年多后，改由杨钟健任所长。当时在北平任职的有王竹泉、杨杰、张北瑾、朱钦吾和新生代研究室的几个人。1937年日寇占领北平后，房屋及设备被日军占用，并开办了“华北地质研究所”。至此，除新生代研究室在协和医学院内照常工作外，余均停顿。抗战胜利后，中央地质调查所所长李春昱即派留住北平的王竹泉、裴文中接收北平的所有财产，同时派高振西赴北平协助接收并计划恢复北平分所的事宜。1946年8月重新组建完成，所长由高平代理。所内设地质矿产、矿物岩石、地层古生物、新生代、地震、土壤等研究室，以及化验室、陈列室、图书室等，共约30人。
西北分所：甘肃省政府与中央地质调查所于1942年5月合办西北矿产调查处。抗日战争期间，“开发西北”的呼声很高，顺应形势的发展，1943年9月扩大为西北分所，所长王曰伦，下设地质矿产、测绘、化验、陈列和图书等室，编制为39人，在那里工作的有路兆洽、李树勋、徐铁良、陈梦熊、韩德修、毕庆昌、叶连俊、何春荪等。该所先后组织了祁连山考察队、白银石考察队、六盘山考察队，爬雪山冰峰，涉戈壁沙漠，为我国西北地区的地质工作奠定了基础。
从1913年至1949年的37年间，曾经作为中国最大的地质机构而存在的地质调查所，其所取得的成就，不仅为中国人称颂，也使许多外国人惊叹。夏绿蒂在她的著作中曾写道：“在1949年以前的岁月里，地质调查所成为中国人伟大的骄傲。地质调查所活生生地说明：只要提供适当的工作条件，中国人在科学成就上就可以同西方国家媲美。”另一位评论者则写道：地质调查所在国际学术界有着其应有的地位，它的学者是知名的，它的杂志被人们广泛阅读，它的研究对发展地球的博物史知识做出了真正的贡献。西方人士把地质调查所称为民国时期最出色的科学研究机构。
2、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
地质研究所是中央研究院成立之初最早成立的四个研究单位之一。1927年岁末，时任院长的蔡元培指定徐渊摩、翁文灏、李四光、朱家骅、谌湛溪等人组成筹备委员会，进行地质研究所的筹建工作。
1928年1月，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在上海创建，是为当时又一个全国性的地质机构。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的所长，一直由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担任。该所1932年迁人南京鸡鸣寺新址；1937年迁入广西桂林；1945年迁重庆；1946年迁回南京；1949年后调整为新的地质机构。
以李四光为首的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人员不多，但都比较精干，是一支学有专长的科研力量。初期，只有职员20人，其中专任研究员8人，兼任研究员1人，特约研究员4人，助理员11人，绘图员2人，图书管理员兼庶务1人，文书2人。以后人员虽有更迭，但人数变化不大，到1948年6月，全所的研究人员也不过33人，其中专任研究员13人，兼任研究员10人，通讯研究员6人，专任副研究员4人。在该所任职的地质专家，上海期间有叶良辅、李毓尧、李捷、徐渊摩、孟宪民、赵国宾、俞建章、斯行健、舒文博、何作霖、陈旭、许杰、刘祖彝、丘捷、喻德渊、张更、李璜、李毅、吴筱明、姜涤玄等。迁南京后，徐渊摩、赵国宾、舒文博、何作霖、刘祖彝、丘捷先后离去，同时新增加部分青年地质人员如张祖还、张文佑，吴燕生、马振图等。据俞建章回忆：地质研究所成立初期，任秘书的是徐渊摩，研究人员许杰研究笔石，朱森研究构造，陈旭研究筳科，叶良辅、喻德渊研究火成岩，孟宪民、张更研究矿床，舒文博研究岩石，俞建章研究地层古生物，斯行健研究古植物，李捷、张祖还、丘捷研究区域地质。由于所长李四光经常在外，院长乃正式任命叶良辅为代理所长，主持日常工作。抗日战争期间，地质研究所内迁以后，由于经费短绌，开展工作困难，部分研究人员曾留职停薪，借聘到别的单位去工作。抗战胜利以后，被借聘的人员陆续回所，同时又新增加了赵金科、孙殿卿、吴磊伯、张寿常、王嘉荫、周光、徐煜坚、陈恺、刘之远、李铭德等人。这一期间，所长李四光在国外时，代理所长职务的是俞建章。
对于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的工作方向，李四光曾明确提出:“本所的研究工作，应特别注重讨论地质学上之重要理论，……目的在解决地质学上之专门问题，而不以获得及鉴别资料为满足。”因此，该所对区测填图、资源调查做的较少，地质理论研究工作较多，尤以构造地质（地质力学）、第四纪冰川、古生物研究诸项成绩突出，影响广泛。
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从1928年成立起，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为止，20余年中所做的工作主要有：
（1）1928~1929年，应湖北省政府建设厅之请，派员三个队调查该省各矿区的地质矿产。
（2）1929年冬，与中央地质调查所合作，派员考察秦岭山脉的地质构造。
（3）1930~1931年野外工作，着重于长江下游各省的地质，首先完成宁镇山脉之构造及地史的研究。
（4）1935年派两个队到云南，分赴该省西北部，主要任务为考察区域地质及矿产资源。
（5）1939年，因广西省对煤、铁、锡、铋及钨等矿需用甚急，曾派出数队赴该省各部考察，以求解决这些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6）1942~1943年间，为彻底弄明白南岭山脉及川鄂两省间与湘黔两省间各山脉的地层、构造及矿产起见，曾先后派出几个队赴各山区进行考察，结果得知此等山脉的主要构造线约可归纳为数组：①华夏式褶皱，轴向为北东30~45度；②新华夏式褶皱，轴向为北东18~20度；③东西向褶皱；④弧形构造。
（7）所长李四光创建了一个新的学科—地质力学。研究中得知岩石不仅具有弹性，且具有可塑性；在实验方面，用弹性兼可塑性的物质，加以“水平惯力”，可产生某种构造型式。
（8）所长李四光在庐山及其他许多地方发现第四纪冰川。
（9）关于金属矿产方面的研究工作，重要者有：①广西钟山县糙米坪铀矿的发现；②江西南部钨矿的调查与研究；③湘西砂金矿的普遍考察与研究；④鄂西铁矿床与铜矿床的发现；⑤湖南水口山铅锌矿、临武香花岭锡矿及云南个旧锡矿的研究；⑥云南会泽铜矿床的研究。
（10）关于古生物方面的研究工作，重要者有：①江苏及其他各处古生代植物化石的研究，二叠纪玄武岩中发现的树状蕨科化石；②中国下石炭纪珊瑚化石的广泛采集与研究，确定中国下石炭纪可以分为四个化石带，可与欧洲的下石炭纪各层相比拟；③长江下游笔石化石的大量采集与研究，确定中国奥陶纪与志留纪分为若干化石带，可与欧美同时期的地层作详确的比较；④泥盆纪的腕足类化石，二叠纪的筳科化石及三叠纪的菊石化石，均采集丰富。
（11）测绘广西全省比例尺为l : 20万的地质图，共36幅。
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的出版物有：①《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集刊》，创刊于1928年11月，为不定期刊物。至1949年止，共出版12号，刊载该所重要研究成果和一部分调查报告。正文后附有西文内容摘要。②《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西文集刊》，创刊于1930年，为不定期刊物。至1948年止，共出版9号（编号9-17），刊载该所重要研究成果，其中多数为古生物方面的论著。全部用西文发表。③《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专刊》，创刊于1930年，为不定期刊物。该刊分甲、乙两种，甲种共出版7号，刊载古生物方面的重要论著；乙种共出版2号，刊载地质方面的重要论著。④《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丛刊》，创刊于1931年3月，为不定期刊物。至1948年止，共出版8号，刊载该所研究人员所作地质调查报告和专题论文，多数均用外文写成。其中第8号为李四光教授六旬寿辰纪念册。
抗战期间，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出的上列各种刊物，全部停刊。当时仅出版《简报》一种，为不定期刊物，总共约出过24号。该刊发表地质研究工作短文及简要报告，以及有关地质学方面学术问题的讨论。
除刊物外，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还出版过几种图书，如《龙潭地质指南》（朱森等）、《庐山地质图》（李四光、喻德渊）、《费氏旋转台工作方法》（何作霖）、《扭秤工作方法》等。
3、矿产测勘处
矿产测勘处成立于1940年，1950年宣告结束，前后虽然只有10年时间，但它的影响和贡献，却着实不少。
矿产测勘处初名叙昆铁路沿线探矿工程处，是根据前叙昆铁路矿业合作合同，由资源委员会与有关机关合办，于1940年6月15日正式成立。后来由于国际形势变化，叙尾铁路沿线矿业合作合同暂时无法执行，于是就奉命改组为西南矿产测勘处，于同年10月11日宣告成立。其工作范围，限于贵州、云南、四川三省。1942年9月，又奉命改组为矿产测勘处，并于同年10月1日正式成立，从此它的测勘范围，就不仅限于西南三省，而成为一个全国性的矿产测勘机构。只是在抗日战争期间，工作仍仅限于西南一隅。1945年秋日寇投降之后，广大失地相继收复，测勘人员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其时才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全国性矿产测勘机构。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矿产测勘处一直为资源委员会下属机构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度由华东财经委员会工业部领导；1950年5月，改由政务院财经委员会领导；1950年底由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接管，宣告结束。矿产测勘处处长一职，始终由谢家荣担任。
矿产测勘处的任务，据《资源委员会矿产测勘处组织规程》规定，有下列二项：①举办区域地质调查，勘定矿产分布情况；②蒐集有关矿产地质之一切资料，加以整理，以供参考。
矿产测勘处设有总务、测绘、地质、工程、物理探矿、试验、会计7课。工作人员开始时多由江华矿务局及地质调查所借用，人数不过20余人；后来逐渐增加，至1946年时，已达到78人。先后在这个单位工作的地质人员有：谢家荣、顾功叙、卢衍豪、黄劭显、贾福海、郭文魁、陈庆宣、申泮文、董申保、业治铮、谢学锦、袁道先、赵志新、刘祖彝、蒋溶、南延宗、金耀华、胡昌治、王植、殷维翰、刘汉、杨博泉、边兆祥、陈四箴、刘国昌、周德忠、李庆远、曹国权、张放、董树檀、赵家骧、马祖望、杨开庆、王超翔、王承祺、杨庆如、赵宗溥、郭宗山、车树政、沙光文、周秦昕、董南庭、张传淦、申庆荣、邹由基、徐邦梁、刘宗琦、段承敬等。
矿产测勘处成立于抗日战争时期，当时经费困难，设备简陋，图书、仪器更是缺乏，加之多次迁徙，工作条件十分艰难。该处工作人员，在处长谢家荣的带领下，年年奔赴野外，从事艰苦的野外地质勘查工作。在抗日战争期间，他们集中力量，完成了云南东部及西南部的地质图，初步奠定了研究滇康地质基础。在矿产方面，详测了贵州及昆明的铝土矿，探测了威宁水城的煤田和铁矿。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回南京后，工作性质逐渐由广泛的面积调查而转变为重点矿区详测钻探。工作地区大为扩展，远及东北、中国台湾及西沙群岛，矿种包括煤、石油、铝土、磷、金属矿、非金属矿、地下水等。
矿产测勘处在10年中，勘查了一些矿区，找到了一些矿。他们的工作成果，多发表在该处所出版的几个刊物中。
矿产测勘处出版的刊物，以《矿测近讯》为主。该刊为月刊，初创刊时是油印的，当时只报道一些地质勘测方面的消息，从1945年11月份出版的第51期起改为铅印，并开始刊登地质探矿方面的论文及报告。这个刊物一直出到1950年底矿产勘探处结束为止，总共出了118期。它的篇幅虽然不多，每期一般只有3~5篇文章，10多个页码，但报道却很及时，谢家荣等著名地质专家的许多重要论文，都发表在这个刊物上。
此外，矿产测勘处的出版物还有三种：《临时报告》、《经济地质丛刊》和《年报》。《临时报告》为油印，多刊野外调查报告，从1941年创刊到1950年止，共出100余号；《经济地质丛刊》为西文刊物，创刊于1944年，只出过2号，刊载地质探矿方面的论著，主要供与国外交流之用；《年报》创刊于1940年，至1947年共出版8号，概略地介绍矿产测勘处每年的工作进展情况，包括事务、测勘、室内工作等各个方面。
4、专业性、地方性的地质机构
上面介绍的中央地质调查所、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和矿产测勘处3个机构，是当时综合性、全国性的地质机构。此外，还有若干专业性、地方性的地质机构。
（1）专业性地质机构
专业性的地质机构，一般从事某一矿种的勘查和研究。如为了适应石油勘查的需要，陕北油矿探勘处成立于1934年夏，处长孙越崎，同时还在延长、永坪两地设了事务处。四川油矿探勘处成立于1936年9月初，处长王木敬，地址在四川巴县石油沟水口庙，下设达县、巴县两矿区。甘肃油矿局在1941年成立后，也在矿场下面设了一个地质室，由孙健初任室主任。1946年6月，中国石油公司在上海成立后，公司下面也有一个探勘室，由翁文波任主任。另外还设有一个中国石油公司甘青分公司，分公司下面也设探勘处，这个探勘处由甘肃油矿局地质室扩大而成，处长孙健初，地址则由玉门迁到了兰州左公东路。这个单位的刊物有：《石油地质专刊》，创刊于1947年5月，共出版2号；《石油地质汇刊》，创刊于1948年12月，只出过一期；《地质杂讯》，创刊于1947年，大约也只出过一期。这些刊物的内容，都是当时他们在西北地区勘查石油地质的报告或论文。
除了石油外，金矿、铜矿也设立过一些专业机构。如经济部的金矿局、汞矿管理处等。前者约成立于1941年，曾编印出版《金矿丛刊》7号，其中有川康、滇黔、豫鄂、江西、粤桂、湖南等专号；后者约成立于1942年，曾编印简报5期，介绍湖南凤凰猴子坪、酒店塘、三雀湾，贵州铜仁、方山三都丹寨等地汞矿地质情况。
（2）地方性地质机构
地方性的地质机构很多，其中以河南、湖南、两广、江西、四川等省区地质调查所做的工作较多。
河南省地质调查所，1923年成立于开封，是最早建立的地方地质机构。1927年因经费枯涸而裁撤，1930年恢复又中止，1931年恢复，共有技术人员7人，是个规模不大的小所。但它拥有钻机两台，年钻探经费6768元，做过一些钻探工作，这在地方地质机构中是唯一的特有设备。并训练了最早一批钻探技术人员。历任所长是陈叔玉、魏中谷、曹云章、张鸣韶、张人鉴。1949年后并入中南地质局，后归河南地质局。
湖南省地质调查所，1927年3月于长沙成立，是在北伐军革命力量支持下建立的地方地质机构，后得到实业部地质调查所及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经费补助。开始有技术人员10人，抗日战争期间发展较快，是个历史悠久、规模较大的地方地质机构。历任所长是李毓尧、刘基磐、田奇王隽等。该所对海相泥盆系、石炭系、二叠系研究较详。出版有《湖南地质志》、《湖南经济地质志》、《湖南矿业专报》等。
两广地质调查所，1927年9月设于广州，隶属广东政治分会，1929年改隶于中山大学，额定技术人员29人，是个规模相当大的地方地质机构。历任所长是朱家骅、朱庭祜、何杰、潘钟祥。该所除聘用张席褆、李学清等专家外，还聘用德国学者叶格尔（O.Jackel）、瑞士学者海姆（A.Heim）等做研究。该所考察两广地质、区测填图、资源调查，还突破地域限制考察过四川冰川（1929）、浙江地质（1930）、西康地质（1930）。该所刊行年报、古生物志等刊物多种，也有一定影响。1949年后，归并到中南地质局。
江西省地质调查所，1928年设于南昌，初名地质矿业调查所，隶属省府。以资源调查为主，因经费拮据，工作开展困难，勉强维持。1937年改组，称地质调查所，所长尹赞勋精心组织，地质调查顺次开展，规模稍具。抗日战争中几经搬迁，物有损失，人有流亡。1945年迁回南昌。1949年后归并入中南地质调查所。历任所长是卢其骏、周作恭、陈励刚、尹赞勋、高平、夏湘蓉。
四川省地质调查所，1937年成立于重庆，是适应抗日战争形势筹建的地方地质机构。因地处陪都，人材济济，发展较快，工作颇著成绩。出版有《地质丛刊》、《矿产专报》、《西文专刊》、《四川地质图》等。历任所长是李春昱、侯德封、常隆庆。1950年归并入西南地质调查所。
云南省地质调查所，成立于1937年，不久即停办。1942年，西南联合大学地质地理气象学系与云南省政府合作，成立云南地质矿产调查所，所长由云南省建设厅厅长张邦瀚兼任。所内分总务、地质、矿产、陈列、出版等课。该所成立后，第一年调查滇越路沿线地质矿产，由孙云铸、袁复礼、冯景兰、张席褆分头调查；第二年详查昆明地区地质及矿产；第三年建设厅委邓履方为所长，调查区域为滇北各县。1946年后，西南联合大学结束，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北返，地质矿产调查所的工作无形中停顿下来。
贵州省地质调查所，成立于1935年9月，原隶属于贵州省政府，所长由朱庭祜担任。1936年秋，朱庭祜去职后，改隶省建设厅，由厅长胡嘉诏兼主任。人员无定额，工作无进展。1941年又成立过一个贵州矿产探测团，由省建设厅与贵州企业公司合办，负责人为乐森璕，成员有蒋溶、罗绳武、张祖还等。至1945年，矿产探测团因经费困难，工作停顿，1946年，又重新设立地质调查所，地址在贵阳贵州科学馆，所长乐森璕，技术人员仅3~4人。
浙江省矿产调查所，1928年成立。当时所长为蒋尊第，在该所任职的人员有燕春台、李陶、金维楷等。曾做了一些区域地质测绘及矿产调查工作，1932年出版《浙江省地质矿产调查汇报》，出了2号后，工作停顿。1937年春，又曾成立浙江矿产调查团，不久抗日战争爆发，工作停顿。此后，一直到1949年8月杭州解放，才再度成立浙江省地质调查所，所长朱庭祜，副所长盛莘夫。当时在这里工作的有南延宗、朱夏、仝步瀛等。
福建省地质土壤调查所，成立于1940年，隶属于省建设厅，所址开始在永安，抗日战争胜利后迁福州仓前山洋墓顶。第一任所长为周昌芸，1947年后由丘捷继任。所内有职员20余人，高振西、宋达泉、陈旭、周仁沾、唐贵智、王宠、席承藩等均曾在该所任职。全所除总务外，分设地质矿产、土壤两课。主要工作地质方面为测制全省l:50万及l:20万地质图，并研究地层系统、地质构造及火成岩等。土壤方面除测制各种比例尺的土壤图外，并择重要农区及荒土区，测制土壤利用图、垦殖设计图等。
新疆省地质调查所，成立于1943年12月31日，所长王恒升，成员有维吾尔、锡伯、回、汉等民族30人左右，骨干有韩修德、孙繁文等，有据可查的地质矿产报告117份，还有一些论文，均刊于《新疆省地质调查所专利》、《新疆地质调查所地质调查报告》中，后者从第4号起更名为《新疆省地质调查所地质矿产简报》。
中国台湾省地质调查所，成立于1946年，地点在台北北投温泉。日寇占领中国台湾期间，他们也曾设立地质调查所，属总督府。1945年日寇投降接收后成立的地质调查所，隶属于中国台湾省政府，所长为毕庆昌。内部组织除总务、会计外，有普通地质、金属矿床、非金属矿床及制图四组，有职员20余人。该所曾于1947年创办不定期刊物《台湾省地质调查所汇刊》，约出过2期，刊载中国台湾地区地质矿产调查与研究著作，并有台湾地震记录等。
此外，西康、宁夏、察绥等省也先后建立地质调查所。这些机构都做了一定的地质工作与研究。
这一时期出现过的地方性地质调查机构，还有晋绥兵工矿产测探局（1936年春成立，隶属太原绥靖公署，主任为阎锡珍）、察绥矿产勘察团（1946年在张家口成立，团长为李士林）等。
在此，还应介绍两个隶属于地方性科研单位的地质机构：一是北平研究院地质研究所，一是中国西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
北平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成立于1930年3月，地址即在实业部地质调查所所在地——北京西四兵马司，研究所所长也由实业部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兼任。研究所聘请王竹泉、尹赞勋、朱熙人、金开英、周赞衡、曾世英、杨杰、杨钟健、葛利普、谭锡畴为兼职研究员；丁文江、王烈、朱家骅、李四光、袁复礼、高崇熙、孙云铸、章鸿钊、斯行健、杨公兆、刘季辰、谢家荣为特约研究员；王曰伦、王绍文、王钰、卞美年、朱焕文、洪兰基、侯德封、计荣森、孙健初、陈恺、盛莘夫、潘钟祥、潘家华为助理员。这些人大部分是地质调查所的工作人员。从北平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成立的时候起，实业部地质调查所门口，就加挂一块牌子；也从那时起，地质调查所出版的刊物，包括《地质汇报》、《中国古生物志》、《地质专报》等，主办单位也由原来的一个变成两个，把“国立北平研究院地质研究所”也印上了。实业部地质调查所所以愿意这样做，主要是为了从北平研究院那边取得一笔经费。抗日战争开始后，北平研究院迁昆明，这时由于经费减少，原有的许多研究所都停办，对地质研究所的经费也停止支付，地质调查所和北平研究院地质研究所那种“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的协作局面，也就宣告结束。
中国西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成立于1932年秋，地址在重庆，所长由常隆庆担任。该所经费仰给于重庆民生公司、川康银行、美丰银行的捐款以及四川当地政府及实业部地质调查所的补助，有技术人员8~9名，至1938年2月，并入四川省地质调查所。中国西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出版的刊物有：①《中国西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丛刊》，创刊于1933年，为不定期刊物，从创刊到1937年止，共出版3号，主要刊载西南地区地质矿产考察研究成果及有关论著；②《中国西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集刊》，创刊于1933年，只出过1号，内容为川南重庆间地质志。
总之，这一时期，各专业性、地方性的地质机构，都做了不少地质工作与研究，这些都应视为地质学在中国发展的基础。
（二）中国地质学学科的发展阶段的地质机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1978年，发展地质工作上升为“国家经济建设的重要事业”（陈云，1952）。为恢复国民经济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地质人才培养、地质研究机构和队伍的组建，为地质科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949年初，东北地质调查所在长春成立，迅即赴黑龙江双鸭山填绘l:5万煤田地质图；1949年5月浙江解放，同年8月浙江地质调查所归属省财政经济办事处领导。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各地时，十分重视各类地质机构的建立，作为新政权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1949年8月19日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陈云、副主任薄一波签发《财经工字第一号命令》，将原中央地质调查所划归财政经济委员会计划局领导；原资源委员会矿产测勘处（南京），隶属华东军政委员会重工业部管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时仅有不到300名地质学者，为数极少的地质调查机构得到保护。1949年9月新政协通过的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写入了“努力发展自然科学，以服务于工业农业和国防建设”。1949年11月1日，中国科学院成立，作为国家最高科技领导行政机构和学术中心（由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规定）。1950年8月，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科联）和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科普协会）相继成立。科技领导体制初步建立，为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毛泽东主席就题词 “开发矿业”。1950年8月25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47次会议通过全国地质机构设立的意见，成立李四光为主任的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由财政经济委员会领导。11月，中国地质工作计划委员会扩大会议，研究决定了1951年地质工作计划和发展地质教育等问题。12月，中国地质学会第26届年会上，李四光理事长发表“在毛泽东旗帜下的中国地质工作者”的开幕词。他说：“中国人用现代方法研究中国地质将近40年”，“中国地质人要为新政权的经济建设服务，地质学将有更光明的前途”。1951年10月，第一次全国地质会议在北京召开，制定了1952年地质调查、矿产调查、钻探、测量、化验、物探等工作计划和制度。
1952年8月7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17次会议，决定成立地质部，任命李四光为部长，何长工、刘杰、宋应为副部长，中国地质工作计划委员会随即撤销。11月，地质部召开全国地质工作计划会议。陈云副总理到会讲话，号召“建设一支强大的地质工作队伍”，“地质事业在国家经济建设中已成了一项最重要的事业了”，“大批训练地质人才，这标志着我们国家开始了大的转变——由经济的破坏和停滞状态转变到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由落后转向先进”。党和国家对地质工作高度重视，做出的重大决策为地质科学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
地质科学研究体系的建设：我国地质科学技术力量主体是由地质勘察队伍的科技力量、专门的地质科学研究机构和地质类院校科技力量三大部分组成。分布在地质部、中国科学院、冶金部、煤炭部、石油部、化工部、建材部、轻工部和国防科委下属的核工业部门等的中央直属部门，基层地质工作勘察队、矿业（山）科技力量则遍及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以地质部为例，地质队伍和科学技术人员在各阶段的发展（见表1），至1970年，地质学类科技人员22775人，占职工总数的10.04%。
地质科学技术研究体系和布局，主要是服务于行业、产业的需要而建立和配置的。因此地质学领域的科学技术研究必须促进经济建设的发展，也就是要从我国国情出发，把有限的科研力量，重点用到国民经济急需的地方，把促进经济发展作为首要任务。在这个总的战略目标下，兼顾地质学科基础性研究、应用性研究和发展性研究的协调发展；同时作为吸收消化国际地质科学技术新成果的基地，提高我国地质科学技术水平和学术水平；进行地质学科学技术研究成果的推广应用，提高全行业地质工作的水平。
在这个地质科技发展规划的主导思想指引下，在这个阶段科研体系大致按基础地质调查，矿产地质，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和环境地质勘查，地球物理、地球化学、遥感地质勘查，探矿工程技术与装备，岩矿测试，地质经济与管理，地质信息系统等构建的。以地质部的科学研究所构建和布局为例，独立研究机构共有57个，其中部直属30个，省局属研究所27个。我国地质科技机构承担中国地质科学技术发展总目标是：依托l:20万、1:5万地质测量和矿产普查工作，全面提高我国基础地质研究水平，集中力量研究寻找能源和铁、铜等重要矿产地质等重大基础地质问题，不断提高地质科学理论技术水平，跟踪国外地质科技前沿，积极拓展新兴的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逐步缩小与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使我国有基础的一些学科领域接近或达到当时国际先进水平或居领先地位。
（三）地质学学科的拓展与深化阶段的地质机构
科研院所恢复科研活动：我国地质科学研究的体制基本上可以分为三大块：①中国科学院所属的研究所，主要从事地质学基础理论的研究；②地质部及各部门所属科研院所，主要从事与本部门的地质工作有关的地质科研工作，侧重于应用和应用基础，还有应用技术；③高等地质院校的教师，主要结合教学和应用进行研究。在“文革”中，他们一度停止了研究，一度从事找矿和勘查，研究工作很难正常进行。几乎在高校恢复招生的同时，这些单位的科研和科研人员开始进入正常的研究工作。不少科研项目恢复研究，还启动了新的科研项目。
中国科学院原有地质研究所、贵阳地球化学研究所、地球物理研究所、兰州地质研究所、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冰川冻土研究所和沙漠研究所，都恢复了科研活动。后来又成立了广州地质新技术（地球化学）研究所、西安黄土与第四纪地质研究室，长沙大地构造研究室扩建为大地构造与成矿研究所。21世纪初，又将黄土与第四纪地质研究室扩建为地球环境研究所，在兰州的冰川冻土研究所和沙漠研究所合并新建为寒区和旱区研究所，在北京的地质研究所和地球物理研究所合并为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还新建了青藏高原研究所。这些科研机构的调整和新建是根据国家的需要，也顺应了学科发展的规律。
地质部原有的研究院所的性质有四个方面：①是以基础和应用基础为主的，如地质研究所主要从事古生物、地层、矿物、岩石、构造地质、区域地质和编图的研究，地质力学研究所从事构造体系、地应力、第四纪冰川等研究，天津地质研究所主要从事前寒纪地质和第四纪地质研究；②地质学的应用和应用基础研究，如矿床地质研究所、岩矿测试研究所、矿产综合利用研究所；③是地区性地质科研机构，如沈阳、天津、南京、西安、宜昌、成都等以大区为基地的地质研究所；④以应用为主的隶属于各有关司局的研究机构，如地质部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局的水文地质研究所和岩溶地质研究所，勘探局的探矿工程研究所，物探局的物化探研究所，石油局的石油地质研究所、无锡石油地质实验室等。“文革”结束以后，地质部的科研机构进行了调整。经中央批准，将原来的地质部地质科学研究院更名为中国地质科学院，除原来所属的地质力学、矿床、测试、综合和各大区的研究所外，还将除石油以外的各司局管理的地质研究所都划归中国地质科学院，使该院成为拥有16个研究所4000多名职工的研究机构。地质工作体制改革中，中央明确提出地质队伍属地化和建立地质工作野战军的方针，成立中国地质调查局，在全国开展地质大调查。以各大区地质研究所为基础建立各大区地质调查中心，中国地质科学院归中国地质调查局领导，强调地质调查和地质科研工作的结合。
有关部门也都在改革中发生变化，有的成为公司企业，它们所属的地质科研机构的隶属关系也发生变化，但作为科研院所的建制仍然存在，科研工作尚未中断，有的还有所加强。国家海洋局的第一、二、三海洋研究所都设有海洋地质研究室，冶金系统有天津地质研究院，有色系统有北京地质研究所和桂林地质矿产研究院，核工业系统有北京地质研究院，黄金系统有黄金地质研究所，煤炭系统有地质研究所，中国地震局系统有地质研究所、地球物理研究所、地壳应力研究所、地震研究所和兰州地震研究所等，中石油、中海油和中石化三个石油公司的石油开发研究院也都设有地质研究机构。这些部门的地质研究机构都围绕本系统的业务，进行地质研究，也为地质学学科的建设做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
中国科学院学部与中国工程院有关学部的建设：1980年，中国科学院学部恢复活动，并遴选学部委员。地学部原有的学部委员中，地质学学科领域的学部委员占多数。1980年增选时又有30位地质学家成为学部委员。1991年，又有20位地质学家增选为学部委员，以后每隔1年遴选一次。1994年将学部委员改名院士。
从1994年起，经国务院批准成立中国工程院，按工程科学设立6个学部，以后增加了2个学部。与地质学学科有关的学部是“能源与矿业工程学部”和“土木、水利与建筑工程学部”。以后每隔1年遴选一次。工程地质、矿产地质、石油地质方面有重大影响的专家入选中国工程院士。
与地质相关的教育机构
（一）近代地质学在中国的初创时期的地质教育机构
20世纪初叶至1949年间，随着“西学东渐”，在著名地质学家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李四光的推动下，中国的地质教育有了长足的发展，为我国地质工作和地质学科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人才支撑和智力保障。
1、京师大学堂设地质学门
中国矿冶教育，始于洋务运动中举办的路矿学堂。路矿学堂是铁路交通专科学校，因铁路而开采煤矿，故设矿冶系。南北各设路矿学堂一所：南方的称南京陆师学堂附设矿路学堂（1898），就是鲁迅修业的那所学校；北方的称唐山铁路矿务学堂（1897）。1903年，天津津西学堂（1895）改称北洋大学堂，也设有矿冶系。
百日维新的一项功绩是于1898年8月9日创办了近代新式大学——京师大学堂。
1909年，京师大学堂在格致科大学设地质学门，招收王烈等5名学生，他们都是京师大学堂预备科的毕业生。地质学设正教员1人，即德国人梭尔格博士(Dr. F. SoLgar)。1910年3月31日举行开学典礼。1912年5月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校，格致科改称理科。理科学长夏元瑮。1913年2月王烈赴德国留学。1913年5月邬友能、裘杰2人毕业。因人数太少，而所需开办费用太多，这一班学生毕业后，北京大学地质学门暂停招生。1911年6月，章鸿钊留学日本回国后，任京师大学堂农科大学地质学讲师，系中国人自己在高等学校中教授地质学课程的第一人。1917年，北京大学地质学门恢复招生。1919年，北京大学将“学门”改称“学系”，地质学门随之改称“地质学系”，何杰任主任。1920年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聘，李四光回国担任北京大学地质学系教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葛利普应聘来华，任北京大学地质学系教授兼地质调查所古生物室主任；1917~1937年，先后任地质学系教授的有：亚当士、何杰、温宗禹、孙瑞林、龚安庆、王绍瀛、王烈、葛利普、李四光、朱家骅、孙云铸、丁文江、谢家荣、斯行健、谭锡畴5人。先后任系主任的有：何杰（1919年7月~1924年10月）、王烈（1924年10月~1927年4月）、王绍瀛（1927年4月~1928年9月）、王烈（1928年9月~1931年9月）、李四光（1931年9月~1936年7月）、谢家荣（1936年7月~1937年9月）。自1913~1937年共有19届毕业生，计207人。章鸿钊先生在《中国地质学小史》一书中记述，截至1936年，各大学地质学系毕业生264人。而截至1936年，北大地质学系的毕业生就有190人，占72%。这表明，当时北大地质学系是培养地质人才的主要基地。
2、设立地质研究所，培养地质人才
办地质学校培养专门人才，是章鸿钊的卓见与宿愿。1912年，他任地质科长后即提出“地质教育是中国地质事业之基础”。他在《地学杂志》上发表《中华地质调查私议》一文中，提议在南京办一个地质讲习所，并拟定了简章和课程。
1913年2月，丁文江就任北京政府工商部矿政司地质科科长，非常赞同章鸿钊的意见，1913年6月，成立了地质研究所，丁文江任所长。1914年1月，地质研究所归农商部领导，章鸿钊任所长。该研究所名曰“研究所”，实为培养地质人才的专科学校。在时任北京大学校长何燏时的大力支持下，因北京大学地质学门暂停招生，将该校地质学门的房屋、图书、仪器、标本和部分教师借给地质研究所办学。
地质研究所招收中学毕业生或同等学历学生，初招学生30人。全部公费待遇。1913年10月开学。任课教员先后共28人，如章鸿钊、丁文江、张轶欧、朱焜、李彬、张景光、沈瓒、孙瑞林、王烈、顾兆熊、王世澄等，绝大多数是兼职。翁文灏在比利时鲁文大学学习地质学取得博士学位后于1913年回国，被聘为地质研究所专任教员。
地质研究所的学制为三年，每个学年分为三个学期：9月至年终为第一学期；1~3月为第二学期；4~6月为第三学期；7月和8月为暑假，另外还有10天年假。课程设置，基础课有国文、微积分、解析几何、大三角、物理学、化学、定性分析、定量分析、图画等；专业基础课有动物学、植物学、地理学、地文学、测量学、机械学、照相术等；专业课有地质通论、普通矿物学、造岩矿物学、岩石学、构造地质学、古生物学、地史学、矿床学、冶金学、采矿学等。外文除英文外，还开授德文，从第一个学期到第九个学期，每周3个小时。学生学习上述课程，原来因侧重不同，而分甲、乙两科。甲科注重矿物学，乙科注重古生物学。1915年春，当第五个学期结束的时候，根据章鸿钊意见，认为按当时我国情况，应以学理为辅而以实用为归，决定废除分科，减去“高等岩石学”等理论性课程，增设采矿学、冶金学等实用性课程，同时增加野外实习时间。
1914~1916年，地质研究所“从事于实地观察者，北抵朔漠，南涉鄱阳”，前后共安排实习11次，累计106天，每次实习的时间、天数、方式、地点，列表2如下。
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带领学员经常去野外实习，要求十分严格。如1915年春，丁文江曾带学员去直隶（今河北）、山西边境，经西山斋堂至蔚县一带作地质旅行。据朱庭祜回忆，由于“山高路险，同学们初次锻炼，多叫起苦来，丁先生用种种方法，鼓励大家，每天必要达到目的地为止。如将到目的地而时间还早，则多绕一点山路，多看一点地质，沿途还要考问”。同年11月，“又往山东旅行，翁文灏教师亦同往。先到泰安登泰山绝顶，沿途研究泰山变质岩系，就是地史学上所称最标准的太古界杂岩层。以后又出发到新泰、蒙阴，登徂徕山，转向大汶口。这一路多荒僻山陬。徂徕山的高度，和泰山相差不多，同学们因连日登一千四五百米的高山，甚感疲劳，膳食仅带几个馍馍。这类生活，向不习惯，加以精力不济，故爬山落在后面；独丁（文江）精力充足，迅步向前，还常歌唱或背诵诗句来鼓励同学们上前”。
实习师生足迹所至，近的为北京郊区（大部分在西山），远的达河北、山东、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等省。规定每次实习之后，都要作报告。学期终了时，教师全面审定野外实习报告。审定通过之后，才能参加期终考试。农商部《地质研究所师弟修业记》, 就是由章鸿钊、翁文灏主编的师生野外实习成果。中式印刷，共72页，并附有许多图幅。地质研究所教师教学负责，学生学习认真，师生之间，感情融洽。1916年7月14日，地质研究所学生22人结业，获毕业证书者18人，获修业证书者3人，1人未获得证书。获毕业证书的18人是：叶良辅、王竹泉、赵志新、谢家荣、朱庭祜、谭锡畴、李捷、陈树屏、张慧、祁锡祉、杨培纶、徐韦曼、徐渊摩、刘季辰、卢祖荫、李学清、周赞衡、仝步瀛。
获毕业证书者中13人到地质调查所工作。地质调查所虽成立于1913年，但这批学生土到所工作后，我国的地质调查工作才逐步展开。这是中国自己培养的第一批地质人才，他们在地质科学中发挥了骨干作用，后来不少人成为地质科学各个分支领域的专家。如谢家荣（曾任北京大学地质学系主任、原资源委员会矿产勘测处处长兼总工程师，1955年中国科学院生物地学部学部委员）、王竹泉（地质调查所技正、1952年煤炭部勘探局总工程师、1957年中国科学院生物地学部学部委员）、叶良辅（中央地质研究所研究员、中山大学地质学系主任、浙江大学地理学系教授）、朱庭祜（两广地质调查所所长、浙江大学教授）、李学清（南京中央大学地质学系主任）、李捷（中央地质研究所研究员）、谭锡畴（地质调查所技正、1949年中国地质工作计划委员会矿产地质勘探局局长）、周赞衡（中央地质调查所副所长、1951年中国科学院上海办事处主任）。地质研究所只招了一班学生，该班学生毕业后，地质研究所即行结束。
3、各大学相继建立地质学系
1909~1949年，不少大学相继建立了地质学系（组），且地域分布也自然趋于平衡，东、西、南、北大致都有了地质教育活动的中心，不同程度地培养了一些地质人才，促进了地质学科的建设与发展。
1912年，北洋大学设采矿冶金学门。
1919年，燕京大学设立地理与地质学系。
1921年，南京国立东南大学设地学系，竺可桢教授任系主任。1924年分地理、气象、地质3个组。1928年5月学校更名为国立中央大学，1930年1月，地学系改称地质学系，李学清任系主任。抗日战争期间迁重庆，1946年5月迁回南京，11月1日上课，系主任张更（1946~1947）、徐克勤（1947~1949）。先后任教的还有陈旭、张祖还等。黄汲清、李春昱、张文佑等1948~1949年间曾在地质学系兼课。
1923年，中州大学在河南省开封成立，理科设有地质学系，1924年开始招收本科学生。冯景兰教授留美回国后即在此任教，后任地质学系主任。
1924年，孙中山创立国立广东大学，在理学院下设立矿物地质学系，黄著勋教授任系主任。1925年8月17日更名为国立中山大学，1928年设地质学系，聘请德国人叶格尔任系主任，接着聘请著名瑞士地质学家海姆继任系主任，再后是张席褆、何杰、潘钟祥任系主任。抗日战争期间迁往坪石，战后迁回广州，系主任为李翼纯（1946~1948）、潘钟祥（1948~1949）。先后任教的还有李学清、陈国达教授等。
1924年，南开大学设矿学本科。
1924年，山西大学（前身是1902年3月建立的山西大学堂，1931年更名山西大学）设立采矿冶金科。
1927年，清华大学开设地质课程。1929年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倡议，在该校设地理学系。1932年改为地学系，分地质、地理、气象三个组。首任系主任是翁文灏，继任者有谢家荣、袁复礼、冯景兰（选举产生）。
1929年，东北大学在其工学院开设采冶学系。
1932年，湖南大学设立矿冶工程系。
1933年，广西大学开办矿冶专修科，1934年设采矿冶金系。
1936年，重庆大学创设地质学系，系主任为李唐泌，翌年进入抗日战争时期，重庆为国民政府的陪都，所以重大地质学系历史虽短，发展却快，未经迁动，教学稳定。
1936年9月，浙江大学在文理学院增设史地学系，张其昀教授任主任。抗日战争期间多次迁校。1939年设立文科研究所，叶良辅任史地学部地形学主任导师，他直接指导的研究生毕业者8人。1946年10月随校迁回杭州办学，系主任仍由张其昀教授担任，地质学方面的教授有叶良辅、朱庭祜、孙鼐等，地理学方面的教授有李海晨、李春芬等。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全国性的抗日战争由此开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南迁长沙，合组新校，定名为长沙临时大学。1937年底南京沦陷，又决定长沙临时大学迁往昆明。1938年4月2日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5月4日开始上课，北京大学地质学系与清华大学地学系合组为地质地理气象学系，分地质、地理、气象三组，孙云铸教授任系主任。由于两个系组合，教师阵容很强，孙云铸、王烈、袁复礼、冯景兰、张席褆等几位教授始终在地质组任教。米士教授，王恒升、谭锡畴、杨钟健、王炳章、高振西、张寿常、王嘉荫、苏良赫等许多教师曾在联大任教。研究院仍按三校分别设置，北大和清华研究院的地质学部从1940年起陆续招收研究生，计北大入学研究生5人，清华入学研究生6人。1945年8月抗日战争生利，西南联大于1946年5月4日结束，连同长沙临时大学时期，历时9年。这期间毕业生166人，其中原北大学生28人，清华学生57人，南开学生7人，在联大入学的74人。西南联地质教育史上抹下了浓重的一笔，其办学成就为国人所称道，世界为之惊叹。1946年，北京大学地质学系、清华大学地学系回北平办学。
抗日战争爆发后，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三校迁西安，组建国立西安临时大学，文理学院中设有地理学系，1937年11月1日开学。1938年4月学校改名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迁至陕西城固、南郑、勉县三县，地理学系在城固办学。1939年7月西北联合大学改组为西北大学、西北工学院、西北师范学院和西北医学院4校。西北大学设文、理、法三学院，理学院内设地质地理学系，分地质、地理两组，9月开学。西北大学于1946年夏迁西安，地质地理学系于1947年2月分设地质与地理两个系，王恭睦教授任地质学系主任，教授还有郁士元、张伯声、蔡承云、霍世诚等。杨钟健教授于1948年9月8日接任西北大学校长，对西北大学及地质学系做出贡献。
武汉大学其历史可溯源至1893年的湖北自强学堂。1928年定名国立武汉大学，曾设有采矿专修科，1939年成立矿冶工程系。
1940年，延安自然科学院大学部设有地矿系，培养地质和找矿方面的人才，1940年9月开始招生，地矿系主任是学采矿的张朝俊（张俊），地质课教师武衡，当时就读的学生仅五六人。专业课开过普通地质学、矿物学、古生物地层学等，教材都是教师编写的。1943年地矿系撤销。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中国收回台湾，把日本人办的台北帝国大学改编为台湾大学，把原有的地质讲座扩充为地质学系。当时国民政府派去接受台大的小组由留日学者罗中洛（指定为台大校长）带领，组内成员也多为留日学者，其中有地质学家马廷英。成立地质学系后，第一任系主任由马廷英担任，并经他聘请毕庆昌、阮维周、王超翔等地质学家任教。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47年11月中国地质学会第23届年会在台北市召开，会址即在台湾大学，与会代表参观了台大地质学系，这对于加强内地与台湾地质学界与地质教育的相互学习与相互了解，具有重要意义。
1946年秋，山东大学增设地质矿物学系，系主任是何作霖教授，教授还有张寿常、潘丹杰、王庆昌等。
1946年，贵州大学成立地质学系，隶属于文理学院，9月招生，10月上课，系主任由文理学院院长丁道衡教授兼任，教授普通地质学、古生物学、岩石学、地貌学等课程；乐森璕教授兼授地史学、地层学等课程。
1946年夏，北洋大学增设理学院，下设地质学系，阮维周教授担任系主任，教师有王炳章、方鸿慈等，王烈、杨遵义等教授曾在此兼课。
1946年秋，兰州大学增设地理学系，王德基教授为系主任，教地貌学，李树勋教授教普通地质学，刘焕轸教授教测量学、绘图学。
1949年9月18日，焦作工学院由私立改为国立高等学校。该校的前身是英商福公司1903年开办的焦作路矿学堂。3月1日举行开学典礼。首次招收学生20名，聘请英人李恒利等4人和华人陈筱波为教习。这是我国在矿区最早开办的与煤炭行业有关的高等学校。
以上是各大学绝大多数是较完备的地质学系。总的看来，1909~1949年，地质教育在中国已建立起来，但各大学地质学系每年招生人数很少，一个班少的仅三五人，多的不过十几人。40余年，各地质学系共培养了700多名地质专业大学生，其中不少人一直坚持在矿山、教育、科研等单位工作，成为发展中国地质事业和培养后继人才的先驱者。据统计，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全国地质人员近300人。旧中国的高等地质教育有其特殊的重要贡献，它为新中国地质事业和高等地质教育事业的发展准备了一批骨干力量，奠定了一定的人才基础。
（二）中国地质学学科的发展阶段的地质教育机构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为地质教育事业开辟了广阔的天地。1949年底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了“教育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的总方针，为高等地质教育的发展指明了方向。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开展和对地质人才的急需，带动了高等地质教育的迅速发展，我国高等地质教育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勃勃生机。
1950年，南京地质学校和东北地质专科学校建立，李四光兼任东北地质专科学校校长。各高等学校地质系也扩大招生，当年全国地质专业招生达600多人。1952年，教育部根据“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整顿和加强综合性大学”的方针，在全国范围内进行院系调整。同年，地质部设教育司，以加强规划和领导新建地质学院的工作，为高等地质教育发展起到了指导和保障作用。我国最早的两所高等地质学府北京地质学院（现中国地质大学）和东北地质学院（长春地质学院，现并入吉林大学）相继成立，标志着我国高等地质教育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这两所地质学院都拥有一支优秀的教师队伍，当年就招收地质矿产勘察、水文地质及工程地质、地球物理勘探三个专业本科生1267名，专科生1092名。院系调整以后，南京大学、西北大学等原先设有地质系的高等院校也挖掘潜力，创造条件，扩大招生。1952年，全国各地质院校系共招收大学本专科生3600多人，办学规模空前扩大。
其后北京石油学院（现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矿业学院（现中国矿业大学）、昆明工学院、合肥矿冶学院（现合肥工业大学）和中山大学、兰州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贵州工学院、新疆工学院、同济大学等相继新建了地质系或地质专业。1955年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也恢复了地质类专业。1956年以重庆大学地质系为基础，在北京和长春地质学院的支援下，成都地质学院成立。
至1956年，中国地质教育初步形成布局合理、专业（学科）齐全，适应地质勘察工作专门人才需求的地质类高校和中等专业学校，为大规模经济建设输送各类地质学专业技术人才的格局
（1）综合性高校培养理科类地质学人才，如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地质学系等;
（2）地质类高校：北京地质学院、东北长春地质学院以及后来建立的成都地质学院等；
（3）工业部门所属高校中的地质专业，如北京钢铁学院、北京石油学院；北京矿业学院等(见表)；
（4）地质部属中等地质学校（见表3）。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我国地质教育事业蓬勃发展。到1966年，除地质部所属3所地质学院外，全国已有20多所高校设有地质系或石油勘探系、煤田地质系及海洋地质系等；全国设有地质类专业的中等学校有几十所。地质部门培养的各层次的地质类毕业生已达到7.5万人（见表4），加上其他部门校、院（系）的毕业生，总数超过11万人。专业类别和教学课程已全部覆盖20世纪60年代地质学学科的全部二级分支学科。从培养人才的结构分析，研究生层次的高级人才占总数的0.75%；本科生占38.8%。1960年，北京地质学院被批准为重点大学；1972年，在河北宣化地质学校的基础上建立了河北地质学院；1978年武汉地质学院（原北京地质学院）和长春地质学院（原东北地质学院）经国务院批准为全国重点大学。
（三）地质学学科的拓展与深化阶段的地质教育机构
1978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带来了科学和教育的春天。30多年来，我国高等地质教育事业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从恢复发展到改革创新、科学发展，从进入大众化到向高水平高质量发展迈进，从“量”的发展到“质”的转变，经历了不平凡的发展历程，创造了崭新的业绩。此间的高等地质教育发展又可粗略划分为以下3个重要时期：
1.1978~1996年恢复前进——改革发展时期
1977年，全国恢复统一高考，高等地质教育走上了恢复发展的道路。1978年，西安地质学院和武汉地质学院北京研究生部成立。1981年，我国开始实行学位制，开始完整培养各地质学科的学士、硕士和博士，高等地质教育层次结构更加完善。同时，地质院校在专业设置上逐步由单一地质类学科向非地学类专业拓宽和延伸，向理工文管相结合的多科性大学方向发展。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布以后，各高等地质院校系致力于改革办学模式、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探索人才培养新途径，办学功能不断拓宽，办学活力不断增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广泛开展。1987年，中国地质大学正式组建成立，标志着我国高等地质教育向综合化方向跨出了重要的一步。
1991年，地矿部和国家教委发起成立中国地质教育协会，团结组织全国地质、地学领域的教育工作者，促进全国地质教育改革的深入和发展，提高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益，以适应地质事业和国民经济的深入发展的需要，繁荣地质科学，培养合格人才，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贡献。该协会的成立是我国地质教育界的一件大事，标志着我国高等地质教育事业进入了统一协调发展的新阶段。
至1993年末，我国内地设地质类专业的高等院校有55所，在校博士生569人，硕士生1871人，本专科生24450人（见表5）。我国地质教育基本形成了隶属于15个部委（总公司）和6个省、市、自治区分头管理的宏观格局。至1995年，共为国家培养出近30万名各类地质专业人才，基本满足了国民经济发展各阶段对人才的需求。
2.1996~2006年体制调整——创新发展时期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地质院校的管理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基本形成了中央和省级政府两级管理、以省级政府管理为主的管理体制。我国原有的8所地质类高等院校先后更名或并入有关院校，改变了隶属关系。在学校名称中仍保留“地质”的仅有中国地质大学一所。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和西北大学等高校的地质系也相继重组或更名。
管理体制变化后，隶属教育部的含地质类专业的高等学校有22所；中科院1所；省市自治区的有25所。
随着地质学学科服务领域的扩大，地质类专业的涵盖面在横向和纵向上不断拓展和延伸，形成了一些新的边缘和交叉学科专业，办学点剧增。
按照《教育部关于2001-2005年教育部高等学校有关教学指导委员会的通知》精神，据统计：①地球科学（理学）本科专业设置，涵盖地质学类、地理科学类、地球物理学类、大气科学类、海洋科学类中10个专业，有347个办学点。②地矿学科（工学）本科专业设置，涵盖地质工程（勘查技术与工程、资源勘查与工程)、矿物资源工程（采矿工程、石油工程、矿物加工工程)2个专业，有119个办学点。③地学类相关学科本科专业设置，包括材料科学类、环境科学类、土建类、水利类、测绘类、环境与安全类和公共管理类中的特色专业9个，有863个办学点。④经教育部批准设置的目录外与地学有关的专业10个，有21个办学点。⑤培养地学研究生学科、专业设置，包括地理学、大气科学、海洋科学、地球物理学、地质学、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矿业工程、石油天然气工程等一级学科中的24个专业，有379个办学点（2000年数据）。⑥培养地学相关学科研究生学科、专业设置，包括环境科学与工程、土木工程、测绘科学与技术、材料科学与工程、水利工程、公共管理等一级学科中的10个专业，有354个办学点（2000年数据）。⑦博士后流动站61个。至2006年，全国地质类专业办学点有98个，比“九五”时期的54个增加了42个，增长75%。
同时，为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随着地质教育改革的深化，地质学人才培养模式及课程体系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探索实践中呈现出显著的特点。在本科教育中，实现了由单一专门人才的培养目标向多规格、复合型人才培养目标的转变。确立了基础型（理科基础型）和应用型（理科应用型、工科技术型)两类地学人才的培养体系，并构建了相应的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在改革中，着力加强了素质教育和创新能力的培养，鼓励学生个性发展；加强基础、淡化专业、拓宽面向、重视应用、分流培养，既重视通用人才的培养，又重视地学“英才”的培养；加大了地学实践、社会实践、科技实践的改革力度。
根据教育部2005年的统计资料，“十五”（2001~2005）期间，地质类本科8个目录内专业招生总计54519人，其中理科招生人数为10261人，工科招生人数为44258人；2004年，全国地质类硕士学科点包括理学和工学约21个专业，招生人数共计3702人，地质类专业博士招生总规模为1334人（不完全统计）。
近年来，经济的增长加大了资源的需求，资源开发的规模和力度明显加强，带动了对地学人才的需求增加，地质类专业的毕业生，出现了供不应求的状况，如地质类、资源勘查工程、测绘工程专业的供求比在1:10以上，一般专业都在l:5以上。
3.2006年以来注重质量——科学发展时期
2006年以来，在科学发展观的引领下，广大地学教育工作者以“解放思想为先导，改革创新为动力，提高质量为核心”，在全方位、深层次上加大改革力度，加快“质量工程建设”步伐，以实现我国高等地质教育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并在质量上实现新的飞跃。这期间，我国高等地质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重点是“转变发展模式”，其发展趋势突出地表现在：坚持“特色立校、质量立校”的理念；通识教育与宽口径专业教育相结合，研究与学习相结合；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互融；注重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因材施教和个性化培养模式。
与地质相关的学术团体机构
（一）近代地质学在中国的初创时期的学术团体机构
凝聚力量，共谋发展，一直是富有社会责任感的地质学人的夙愿。
1、中国地学会
论及地质学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地质学会的创立，首先应着墨于中国地学会。这是近代中国最早的地学团体，也是最早的学会组织；它成立于1909年（天津），发起人与主持人是张相文。
张相文（1866~1933），江苏泗阳人。1899年在上海南洋公学任国文教员、地理教员，后赴广州任两个师范讲习所地理教师，继而应邀到天津，任北洋女子高等学校教务长，兼教地理；到北京大学等校从事地理教学。著有《地文学》（1905）、《初等地理教科书》（1910）、《中等本国地理教科书》（1910）、《中国地理沿革史》（1917）等。1905年，他据日本学者横山又次郎的《地质学》，编著《最新地质学教科书》。南洋公学设置地质地理课程。谢家荣、叶良辅等人都是南洋公学的学生，后来立志学地质，考入地质研究所。
1909年9月28日，张相文和白雅雨、吴鼎昌、韩怀礼、陶懋立、张伯苓等27人发起，在天津成立中国地学会，张相文被推为会长。10月6日，通过了会章。
该会会章明确规定：“本会以联合同志、研究本国地学为宗旨，旁及世界各国，不涉范围之外之事”。从实际活动看，该会侧重地理学，兼及地质学。当时所称“地学”，实是地理之别称。该会主要活动方式是集会（演讲会）与编辑《地学杂志》。
学会成立后，当年12月12日，举行了一次演讲会，邀请美国人德瑞克讲演，题目是“论地质之构成与地表之变动”。此后，学会还曾邀请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北洋大学讲师璀伯（1910）、从英国留学回来的地质学家丁文江（1913）等做过专题报告。
中国地学会成立的第二年（1910）创办了一个刊物——《地学杂志》。最初在天津出版，1912年中国地学会迁北京后，刊物也随之迁北京出版。它一共出版181期，最初是月刊，后来因经费困难，改为双月刊，以后又改为季刊、半年刊。1923年后，曾几度停刊，直到1928年才得恢复，定为季刊。刊物的经费，主要靠募捐；担任编辑的人，都是尽义务，不取报酬。为了筹措经费，张相文时常四出奔走。在这个刊物上发表的属于地质方面的文章，据统计约160篇，有关矿产资源的文章约80篇，各种地质矿产图共22幅。中国地质事业创始人章鸿钊早年写的几篇论著，几乎都是在《地学杂志》上发表的；众所周知的邝荣光编绘的我国第一幅地质图——《直隶地质图》，就发表在《地学杂志》创刊号上。除了章鸿钊、邝荣光外，翁文灏、谢家荣、谭锡畴、李春昱、王恒升、丁道衡等地质学家，都曾在该干上发表过文章。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中国地学会由天津迁到北京，蔡元培任总理，章鸿钊任干事长。章氏曾拟议加强该会学术活动，提议研究实业与行政地理等实际问题，如矿业、建港、交通、城建等。他提出增加旅行活动，编辑地学丛书与教科书，增设图书馆等。可惜些意见限于当时社会条件，没有全部实行。。
该会很重视国际交往，曾派外交联络人员常驻国外，与国际学术组织联系。如1928年，派姚士鳌参加柏林地学会百年纪念大会，1930年派人参加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百年纪念大会。
2、中国地质学会
五四运动前后的北京大学，学术空气十分活跃。当时几乎每周都举办几次文理法各科的学术讲演会。学术团体也先后成立。由北京大学学生组织的地质研究会于1920年10月成立，它是当时北京大学第一个理科的学术团体。1920年10月10日，在地质研究会举行成立大会上，北大总务长蒋梦麟、地质学系主任何杰到会发表了演说，他们认为现在组织地质研究会，意思实在好的很。并指出：“研究地质，一方面求应用，一方面求学理。希望诸君努力，明年今日的地质研究会必然比今年的地质研究会好得多。” 蒋梦麟还表示：“至于学校。连我个人的力量，若是能够帮助地质研究会向发展的方向走去，我总是要设法来帮助诸君”。会议通过了《地质研究会简章》，规定其宗旨“是本共同研究的精神，增进求真理的兴趣，而从事于研究地质学。”“凡本校同学，具有地质学识者，均得为本会会员；但须经会员一个以上之介绍，及会务进行委员会之可决。”初期会员有30人，其中，地质学系二年级18人，他们是杨钟健、田奇王隽、王恭睦、吴方楼、吴应福、熊卫邦、高尚德（君宇）、胡奎弼、蔡堡、张文成、赵亚曾、王春阁、佘澜、李光宾、张席褆、华赞廷、胡殿士、汤炳荣；采矿冶金学门二年级9人，他们是赵国宾、吴国贤、曾钦英、罗运磷、王世庠、许寅成、李芳洲、宋作梅、蒋志澄；化学系二年级1人，是胡显仁；预科甲部二年级2人，是廖友仁、李家弼。第一期会务进行委员会由6人组成，杨钟健任委员长。
《地质研究会简章》规定会务有四项，即：敦请学者讲演；实地调查；发刊杂志；编译图书。
1929年11月26日，全体会员大会决议改名为“北京大学地质学会”。
中国地质学会的创立，是中国地质学史上的一件大事。
中国地质学会成立于1922年。早在1912年，章鸿钊就认识到学会的重要。到了1922年，地质工作已开展了五六年，已培育了一些人才，社会上逐渐知道地质事业对国计民生的重要，此时组织地质学会有了社会基础。据丁文江在成立大会上发表的演说“中国地质学会组织历史”（英文）说，地质学家感到需要一个学会来彼此交流意见、评论工作，结束互不关心的状况，所以由章鸿钊倡议并邀请各方地质学家共商计划，组成学会。
据学会“创立会员”袁复礼教授回忆，地质学会发起经过如下：
1921年12月，谢家荣从甘肃调查地震回到北京，在和地质调查所同事袁复礼议论中，提到组织地质学会之事，谢、袁都感到当时很难看到国外的地质书籍与刊物，地质调查所经费拮据，购置困难，如果仿照伦敦地质学会的样子，办个团体，一来可以使地质学人彼此联系，再者可以对外进行学术交流与书刊交换。他们俩向当时任副所长的翁文灏提出想法后，得到翁氏支持，并委托谢、袁草拟学会会章。翁氏审阅会章时，提笔修改文稿，并译成英文，去征求顾问葛利普的意见。葛利普积极支持这一创议，由他找到丁文江、章鸿钊商量。最后由章鸿钊出面邀请中央研究院、北京高等学校、地质调查所等团体的地质学家以及适逢来京工作的学者开筹备会议，讨论组织计划。于1922年1月27日（农历除夕），在地质调查所新建图书馆会议室开会，到会26人。丁文江发表演说后，逐条讨论了谢、袁起草的学会会章；会议主席丁文江提议，成立一个由章鸿钊（主席）、翁文灏、王烈、李四光、葛利普5人组成的筹备委员会，负责拟定学会职员候选人名单。2月3日召开会员大会，大会选出了职员，通过学会会章。同时决定出版《中国地质学会志》作为会刊。至此，中国地质学会宣布成立。
中国地质学会成立时有会员26人，成为“创立会员”（Charter members)（见表6）。①中国的创立会员共23人，有14人是地质研究所与北大的毕业生，即中国自己培育的人材占60%。充分说明人才培养是发展地质学的关键。②中国的创立会员23人中，有19人供职地质调查所，说明该所在当时是地质科学活动的中心。③中国的创立会员23人中，除4人当时年龄不详外，有17人的年龄是24~36岁，是青年科学家，丁文江、翁文灏、李四光这三位先驱，当时也只有三十多岁。这样的地质学家队伍年龄构成和地质学的创业历史是一致的。④学会建立之初，不分国籍，地质学者均可入会，故当时有三位外籍会员。
李四光在1942年中国地质学会第十八届年会上的演说中指出：“我们学会虽说打着国家的旗帜，实际上却带有国际性质”，指的就是这种情况。三名外籍会员中，安特生与葛利普是应聘来华的朋友，他们热心参加发起行列，堪可称赞;麦美德女士是燕京大学文理科女校校长，1911年用中文编著的《地质学》一书，是比较早的中文地质教科书。
中国地质学会成立大会上选举产生了首届评议会（理事会）职员：
会长为章鸿钊，副会长为翁文灏、李四光，书记为谢家荣，会计为李学清，评议员为安特生、董常（任期至1923年）、丁文江、王宠佑（任期至1924年）、王烈、葛利普（任期至1925），编辑为丁文江（主任）、董常、叶良辅、袁复礼。
中国地质学会会章中规定学会宗旨为“促成地质学及其相关科学之进步”。后来会章屡经修改，而对于学会宗旨则未作变动。本着这个宗旨，学会的主要活动是：定期召开年会或临时集会，宣读与讨论学术论文或组织专门性的学术活动；组织参观、地质旅行；颁发各项科学研究奖金；出版刊物、发表研究成果；交流情报、互通消息；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对外学术交流。
中国地质学会会章规定：“凡地质学家和其他对地质学有兴趣的科学家，得为会员；凡学习地质学及其关系科学成绩优良的大学生，得为会友”。据资料，1923年1月召开中国地质学会第一届年会时，有会员68人，会友9人，合计77人；1932年8月，有会员233人，会友43人；1941年4月，有会员375人，会友103人；1947年11月，有会员436人，会友78人。中华入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中国地质学会会员总数为510人。
中国地质学会的会员，在历史演变过程中又出现创立会员、永久会员、普通会员、团体会员、通讯会员和名誉会员等不同类别，分述如下：
创立会员：是指参加学会发起时成立大会的26名会员，后来在会员录中都加以标明，实际上是一种荣誉称号。创立会员中，到20世纪80年代时还有袁复礼和朱庭祜两人，之后也相继去世了。
永久会员和普通会员：学会成立初期，会章中即有规定：凡一次缴足会费50元者，为永久会员。而普通会员，都是每年缴纳5元会费。
团体会员：1932年修改会章时提出“机关或团体会员”这一项会员资格。顾名思义，指的是地质机构，同时规定“机关或团体会员每年须至少纳会费400元”。
通讯会员和名誉会员：这是专为外籍学者规定的会员资格。学会成立初期，外籍学者入会统称会员，并与中国会员一样具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1924年修改会章，规定“国外之地质学者或古生物学者，对于中国地质有所合作或有所贡献者，得为本会通讯会员”。“地质学或古生物学者之成绩特著并对于中国地质学有特别贡献者，得为本会员名誉会员。”当年经评议会提名，在第二届年会上通过的通讯会员有15人，他们是：瓦尔可脱（C. D. Walcott，美），维里士（B. Willis，美），洛采（V. Loczy，奥地利），斯洛逊（M. Schlosser，德)，梯森（E. Tiessen，德），梭尔格（F. Solgar，德），哈莱（T. G. Halle，瑞典），维曼（C. Wiman，瑞典），小藤文次郎（B. Koto，日），横山又次郎（M. Yokoyama，日），奥勃鲁契夫（B. A. Obpyyeb，俄），格里哥里（J. W. Gregory，英），伍德沃德（S. Woodward，英），鲍勒（M. Boule，法），马格瑞（E. de. Margerie，法）。
名誉会员1人：奥斯朋（H. F. Osborn，美）。
中国地质学会的组织机构为理事会。在学会刚刚创立时，理事会叫评议会，理事长叫会长，秘书长叫书记。1931年将评议会改称理事会，会长改称理事长，根据会章规定，他们的任期都是一年，选举连任不得超过三次。表7列出了从学会创立至1949年历届会长（理事长）、副会长（副理事长）和书记的名单。
学会从1922年起出版《中国地质学会志》（英文），重点刊载中国地质界的研究成果；1936年学会决定，《中国地质学会会志》面向国际学术交流，另外出版《地质论评》（中文），面向国内。1922~1949年，《中国地质学会志》共出版29卷75册。1936年至1949年，《地质论评》共出版14卷52册。
学会的一项重要建设是筹集基金，建立图书馆，为会员提供图书资料，准备科学研究的条件。学会一面筹募基金，一面购置、征集、交换，得到许多图书与文献，存放地质调查所图书馆内，供会员参阅。这些图书文献大大方便了地质学人的研究工作。
设奖章或奖金，以奖励地质学者之有贡献者”。学会设置的科学奖计有：①葛利普奖章（1925）；②纪念赵亚曾先生研究补助金（1930）；③丁文江先生纪念奖金（1936）；④学生奖学金（1940）；⑤许德佑先生纪念奖金（1945）；⑥陈康先生纪念奖金（1945）；⑦马以思女士纪念奖金（1945）。
上述科学奖、纪念奖金与奖学金，对于团结科学队伍、鼓励地质研究，都起到很好的作用，被证明是发展地质学的有效方式。纪念性科学奖，有些是仿外国的成例，有些是结合中国情况的创造，把缅怀故人与奖励科学结合起来，大大激发了地质学人的科学事业心与向上进取精神。这些奖项的设立与授予，印有老一辈地质学家与学子艰苦奋斗的足迹。
中国地质学会成立之后，按规定每年都举行一次年会，宣读及讨论学术论文。中国地质学会年会，在1949年前共举行24次，除1928年、1934年未举行外，其余年份都举行了。年会内容一般包括会务报告、理事长演说、宣读学术论文及进行专题讨论三项，会期为3~4天，会后常安排地质旅行，由会员中对于所到地区的地质情况特别熟悉者作引导人，沿途讲解，参加者随时质疑，交换意见。诚如尹赞勋所说，“这是一种生动的、很有益处的集体进修方法。”年会每年只有一次。在两次年会之间，根据需要，有时还举行特别会、临时会、讲演会等学术活动。
地质学会的重要活动内容之一，是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与国际学术交流。学会成立伊始就参加了各种国际学术活动，其中最重要的是参加国际地质大会（International Geological Congress，IGC)。国际地质大会于1878年在法国巴黎成立，其目的是通过各国地质学家的协作与共同研究，促进理论地质学与应用地质学的发展。其主要活动，是研究与发表论著，组织地质旅行，组织国际合作课题及相关委员会。该会每三年（或四年）开会一次，原则上在主办国首都举行。1906年，我国第一次出席国际地质大会。
除了参加国际地质大会活动外，中国地质学会与地质学家还参加了一些其他国际活动，如1925年李四光代表北京大学和中国地质学界参加苏联科学院成立200周年纪念，1934年黄汲清出席瑞士地质学会50周年纪念大会，1939年李四光出席国际古生物学联合会等。
1937年2月，第十三届年会上一致通过制定中国地质学会会徽。理事会推举章鸿钊、谢家荣、杨钟健、葛利普共同设计图案，由张海若绘制。会徽中心为一“中”字，代表中国与中国地质学会；左“山”右“水”，上“土”下“石”，代表各种地质现象。“土”与“石”是地质研究的实体，“水”代表海进海退与水动力的作用，“山”代表造山作用与山体。石、水、山、土，还代表中国地史之四大时期。石，是元古界之最古地层；水，是古生代之普遍海相沉积；山，是中生代之造山运动；土，是新生代之象征。会徽还形象地表现了中国全域之地理形势：东部为海洋且多湖泊，故主水；西部多山，故主山；南部是丘陵地带，象以石；北方是黄土平原与高原，象以土。若上下左右，回文反复，则有“土中石”、“石中土”、“水中山”、“山中水”等联句，可示地质现象之哲理。
1940年，第十七届理事会正式通过尹赞勋、杨钟健创作的会歌，后请黎锦晖谱曲。会歌激扬奋亢，很恰当地表现了中国地质学界的爱国主义和科学精神，歌词如下：
大哉我中华！东水西山南石北土真足誇。
泰山五台国基固，震旦水陆已萌芽。
古生一代沧桑久，矿岩化石富如沙。
降及中生代，构造更增加，生物留迹广，湖泊相屡差。
地文远溯第三纪，猿人又放文明花。
锤子起处发现到，共同研讨乐无涯。
大哉我中华！
中国地质学会会址，原设在北京地质调查所图书馆内，1935年地质调查所迁到南京，学会也随之迁到南京，并在北京设了一个分会。在南京，中国地质学会曾于1936年靠募捐所得建成会所一座，位于峨眉路21号，“为二层楼新式建筑，楼下为一大堂，楼上为图书阅览室，布置甚佳”。
3、与地质相关学科的学会
除了中国地质学会，其他与地质相关的学科，如古生物、地理、土壤、地球物理、矿冶工程等学会，这一时期也先后成立。以下分别作简要介绍。
1.中国古生物学会
中国古生物学会于1929年8月31日在北京成立，出席成立大会的有丁文江、葛利普、孙云铸等10人。会上通过会章，并推孙云铸为会长，计荣森为书记，李四光、赵亚曾、王恭睦、杨钟健等4人为评议员。
中国古生物学会成立后，经费困难，人事方面又多与中国地质学会重复。当时，古生物短文多刊载于《中国地质学会志》，专著则多刊载于《中国古生物志》。古生物学会本身并无刊物，因而会务无形中陷于停顿状态。抗日战争以后，由于从事古生物研究的人员不断增加，会长孙云铸曾多次与杨钟健、尹赞勋、俞建章等商量恢复事宜，终因书记计荣森病故，会员散处各地，困难多端，因而迟迟未能如愿。直到1947年冬，在南京的古生物学界同人集议恢复，经分函各地同道，采取通讯方式，选出杨钟健、孙云铸、俞建章、尹赞勋、张席褆、王钰、赵金科7人为理事，李四光、秉志、黄汲清3人为监事。12月6日召开理监事联合会议，推举杨钟健为理事长，赵金科为书记，黄汲清为常务监事。12月25日，在南京召开所谓“复活”大会。
中国古生物学会曾两次派出代表参加国际古生物学联合会（IPU）召开的学术会议。第一次在1937年，地点莫斯科，是在第17届国际地质大会期间召开的；第二次在1948年，地点伦敦，我国由李四光和孙云铸出席会议，孙云铸并被选为国际古生物学联合会副会长。
中国古生物学会曾出过两种刊物：一是《中国古生物学会刊》，主要刊载我国古生物方面的研究成果，用英文发表，仅附有极简短的中文提要；一是《中国古生物学会讯》，主要刊载我国古生物研究动态。它们都是不定期刊物。
2.中国地理学会
中国地理学会于1934年3月在南京成立。20世纪30年代以前，我国的地理学和地质学原属于一家，合称地学。中国地理学会的发起人，有翁文灏、丁文江、李四光、竺可桢、王庸、向达、张其昀、胡焕庸、谢家荣、叶良辅、洪绂、黄国璋、刘恩兰、曾世英、顾颉刚、谭其骧等40余人。他们采取通讯方式，推选翁文灏为会长，竺可桢、胡焕庸、张其昀、黄国璋、王益厓、张印堂、张星烺、董绍良为理事。当时有普通会员19人，学生会员23人。同年8月，中国地理学会第一届年会在庐山举行，以后几乎每年都举行学术年会。1943年，会长翁文灏去职，改由胡焕庸担任，并改称理事长。中国地理学会成立后不久，1934年8月由中国地理学会主编的《地理学报》即宣告创刊，创刊号由南京钟山书局印行。抗日战争期间，《地理学报》也从未间断。
3.中国土壤学会
中国土壤学会于1945年12月25日在重庆北碚成立。出席成立大会暨第一届年会的共37人。会上通过会章，并通过第一批会员58人，选出李连捷、熊毅、陈恩凤、侯光炯、叶和才、朱莲青、黄瑞采等人组成理事会，并推选李连捷任理事长。1947年经改选，由黄瑞采担任理事长；第二届年会于1948年在南京举行，会上选举马溶之为理事长。中国土壤学会出版的刊物有两种：《土壤通讯》于1947年创刊，为不定期刊物，内容主要是报道国内外土壤学界消息及学会工作，会员动态；《中国土壤学会志》创刊于1948年1月，为季刊，主要刊载学术论文。
4.中国地球物理学会
中国地球物理学会于1947年8月3日在上海成立。会上选举陈宗器为理事长，王之卓、李善邦、顾功叙、翁文波、方俊、王子昌、傅承义、赵仁寿为理事。
中国地球物理学会成立后的第二年（1948）就出版《中国地球物理学报》，以刊载地球物理学理论和实验工作成果、所有论文，均用英文，半年出版一期。
5.中国矿冶工程学会
中国矿冶工程学会于1927年2月9日在北京成立，参加成立大会的有张轶欧等44人。会上选出理事翁文灏、李晋、张轶欧、李保龄、王宠佑、顾琅、严庄、张景光、孙昌克、朱启钤、梁津11人，候补理事王正黼、张新吾、杨以俭、李方城、魏肫5人。理事会上，推举张轶欧为正会长，翁文灏、李晋为副会长。由这个学会编辑的刊物《矿冶》，也于同年在南京创刊。
此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还先后成立过中华矿学社、中华矿学研究会。中华矿学社社址在南京，由该社编辑的刊物《矿业周报》，创刊于1927年；中华矿学研究会的会址在湖南长沙，由该会编辑的刊物有《矿业杂志》。
总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地质机构、地质教育、地质学会是地质学在中国发展的三个阵地，也是三种组织形式。其中，地质人才的培养是贯穿其中的关键，形成地质科学队伍的阵地是地质调查所、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与大学地质学系，而地质学会则是科学团体相互联系的纽带，并形成为科学权威。因此，三者结合的形式，是中国地质科学队伍的特点，这是当时中国社会历史条件所造成的。
（二）中国地质学学科发展阶段的学术团体机构
中国地质学会是我国最早建立的学术团体和学术交流的平台。1954年2月11日，中国地质学会召开第一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李四光理事长指出，“要通过这样一个团体促进学术经验的交流和加强相互学习，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科学的基本原则，严格地运用科学方法和保持科学的态度。”1955年2月，在中国地质学会第29届年会上，李四光理事长就地质界如何适应国家当前形势推动学会工作发表意见说：“国家急需油和铀，我们要多讨论一些学术问题，讨论可以用问难—质疑—批判的方式，要做到彼此不闹意见。”这种学术争鸣促成了中国地质学界良好学风的形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的中国地质学会高举学术争鸣的旗帜，成为推动地质学学术进步的重要平台。最典型的事例是1965年中国地质学会第一届构造地质学术会议，各大地构造学派的学术争鸣成为影响深远的学术佳话。地质力学、多旋回构造说、地洼构造说、断块构造说和波浪镶嵌构造说成为不同学者和学术流派依据中国地质特征阐述统一的地壳构造格局及地壳运动的学说:
随着地质工作的发展，中国地质学会进行地方分会建设，从1958年开始，各地方分会组建为省级地质学会，如湖南省、内蒙古自治区、陕西省、吉林省、云南省、四川省等。同时逐步建设分学科的专业委员会，先期建立的有探矿工程专业委员会（1964），构造地质专业委员会（1965），水文地质工程地质专业委员会（1965）等。
学会的发展与壮大，并向二级学科细化，反映出中国地质学的学术交流更加活跃。
这个阶段由中国地质学会组织或联合组织的全国性重要的学术会议有：1959年10月28日至11月21日，第一届全国地层会议；1963年11月25日~12月2日，矿物、岩石、地球化学学术会议（11月27日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学术会议全体代表）；1965年3月4~13日，第一届全国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学术会议，3月22~30日，第一届构造地质学术会议召开；1966年2月14~23日，第一届全国岩溶（喀斯特）学术会议。1964年8月，中国科学院举办的北京科学讨论会召开，参加会议的有亚洲、非洲、拉丁美洲44个国家367名科学家，其中有肯尼亚、日本、新西兰等7国的地质学家到会并作学术交流。
1966~1976年“文革”中止了中国地质学的繁荣局面。直至“文革”后期，1973年以《地质学报》复刊为标志，中国地质学会开始恢复组织活动。1974年第25届国际地质大会（IGC）组委会主席N. H.费希尔和澳大利亚矿产资源局局长诺克斯一行3人，来华参加在北京举办的澳大利亚科技工业展览会。期间，中国地质学会代理事长、原地质部副部长许杰会见他们，并就中国参加国际地质大会和恢复中国在国际地科联（IUGS）的席位问题，阐明了我国的立场和态度。1975年国际地科联通过辩论决定，1976年地科联国际地质大会恢复我国合法席位。1976年8月16~25日在澳大利亚悉尼召开第25届国际地质大会和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IUGS）第五届理事会，会议通过恢复中国地质学会的合法席位。中国地质学会立即组成以代理事长许杰为团长、叶锋为副团长的中国代表团于22日赶赴悉尼参加。李廷栋就“中国地质构造的发展”和“中国地质概要”为题作学术报告。至此，结束了自第19~24届国际地质大会中国地质学者不能参与国际学术交流的状态。为中国地质学科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拉开了大幕。从此，中国地质学学科再度畅通了国际交流的渠道。
1978年3月召开全国科学大会，邓小平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著名论断，成为今后我国科技政策的基石。1978年4月15 日，地质学会发出（78）地会字003号文“关于恢复中国地质学会各省、市、自治区分会的通知”，中国地质学界与全国科技界一样，再度迎来了科学的春天。
（三）地质学学科的拓展与深化阶段的学术团体机构
作为学术共同体的主要成员——全国性学会，是中国地质学学科建设的主要载体。与研究固体地球有关的全国性学会原有中国地质学会、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和中国古生物学会。1978年10月成立了中国矿物岩石地球化学学会，1979年7月成立了中国海洋学会，1990年成立中国青藏高原研究会。原隶属于中国科学院的第四纪研究委员会改建为中国第四纪研究委员会，其性质演变成学术团体。此外，为适应国际地球科学发展，与国际有关学术共同体对接，还成立了中国科协领导的岩石圈研究中国委员会、全球变化研究中国委员会。由我国有关全国性学会和有关部门共同组成理事会。
如果说全国性学会的建立是这门一级学科创立的重要标志，那么学会分支机构——专业委员会的建立，不但是一门分支学科创立的重要标志，更是这门一级学科成熟的重要标志。中国地质学会在1963年建立了探矿工程专业委员会，1964年建立了水文地质专业委员会和构造地质专业委员会，其他专业委员会也在酝酿中，如果不是发生“文革”，在60年代后期还会有许多专业委员会建立起来。“文革”使这一局面推迟了10年的光景。
“文革”之后，从事地质科学的主要组成部分的分支学科的科技人员，纷纷通过全国性的学术活动，筹建有关专业委员会。从1978年10月成立岩溶地质专业委员会起，1979年成立了石油地质、第四纪冰川及第四纪地质、矿山地质、海洋地质、煤田地质、前寒武纪地质、沉积地质等8个专业委员会。1980年，成立了地质力学、岩石、矿床地质、岩矿测试技术、勘查地球化学、矿物学、区域地质及成矿、地质学史、非金属矿产地质、矿产资源保护综合利用、勘探地球物理等11个专业委员会。1981年，建立了地层古生物、遥感地质、数学地质等3个专业委员会。从1978年至1982年共建立了22个专业委员会。至此，中国地质学会建立了25个专业委员会。
以后，还陆续成立一些专业委员会，主要是有关分支学科的交叉边缘学科，例如环境地质、旅游地质、城市地质和农业地质等。目前中国地质学会拥有38个专业委员会、7个研究分会和3个工作委员会和管理委员会（表8）。其中海洋地质专业委员会、煤田地质专业委员会是分别与中国海洋学会和中国煤炭学会共同建立的。此外，中国地理学会设有地貌与第四纪地质、冰川与冻土两个与地质学有关的专业委员会，海洋湖沼学会设有海洋地质专业委员会，中国冶金学会和中国有色冶金学会都分别设有冶金地质和有色地质专业委员会，中国核学会和中国稀土学会都分别设有铀矿地质和稀土地质专业委员会，中国煤炭学会设有瓦斯地质和矿井地质两个专业委员会，中国石油学会设有石油地质和石油物探两个专业委员会，地理、海洋、海洋湖沼、测绘、土地、煤炭等10个全国性学会都设有遥感专业委员会，中国环境学会设有环境地球化学学会。至于地球物理、地震、矿物岩石地球化学学会三个全国性学会所设的专业委员会，都与地质学有关。
这些全国性学会及所属专业委员会，与中国地质学会及所属专业委员会，形成了相互交织的学术交流网络，共同担负着推进中国地质学学科发展的使命。
（引自中国地质学会编著.中国地质学学科史.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