郦道元

2019-06-26 【地质大学】

地理学家——郦道元

潘云唐著

   

  从公元317年西晋灭亡到公元589年隋灭陈,中国历史经历了几度沧桑治乱的“南北朝”时代,汉民族与周边兄弟民族的文化进一步交融,这期间也产生了若干伟大的科学家,其中便有著名地理学家——郦道元。

 

清廉官吏与勤奋学者交织的一生

 

  郦道元是北魏范阳郡涿鹿(今河北省涿州市)人。他的出生年代无明确记载,据后人推算,可能是北魏文成帝和平六年(465年),也可能是北魏孝文帝延兴二年(472年)。他出生在一个世代官宦家庭。他的曾祖父郦邵本是后燕慕容宝的濮阳太守,北魏道武帝皇始三年(398年),道武帝拓跋珪攻克后燕都城中山(今河北定州市),灭了后燕,郦绍归降北魏,被道武帝封为兖州监军(治滑台,即今河南滑县)。郦氏家族就成了鲜卑族拓跋部统治集团的成员。郦道元的祖父郦蒿曾做过天水太守。他的父亲郦范在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时期,曾“给事东宫”。北魏文成帝兴安元年(452年),文成帝拓跋濬“追禄先朝旧勋”,赐郦范“永宁男爵”。后又以“治礼郎,奉迁世祖恭纵神主于太庙”,晋封子爵。北魏献文帝皇兴元年(467年)征南大将军慕容白曜任命郦范为左司马。在慕容白曜推荐之下,郦范出任青州刺史,并被“进爵为侯,加冠军将军”。皇兴四年(470年),慕容白曜犯罪被杀,郦范被调回京城(平城,即今山西大同市),任尚书右丞。北魏孝文帝太和三年(479年),郦范再次出任青州刺史,经历了很长时间。

  郦道元正是在父亲任青州刺史的时期,随父在青州度过了童年时代和少年时代。他自幼聪颖好学,在读书、习字之余,他最爱好游览、旅行,他对齐鲁古迹、明山秀水有着很大的兴趣。他常常独自在野外闲逛,或约好友一同出游。特别是在春暖花开或秋高气爽的时节,他往往游兴大发,难以控制,直到暮色苍茫,华灯初上,乃至夜半三更,才叩门回家。父母及家人一阵惊恐,总要训斥一番。

  “孩儿为何总是夤夜方归?为父多次训诫,为何不牢牢记住?”

  “爹爹,孩儿与友人沿淄水往上游走走,我们人多,情况又熟悉,不用担惊受怕!”他若无其事地回答。

  “你毕竟年纪太小,又如此任性,总有些冒险,为父哪能放心得下?”

  “爹爹,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说,‘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便舍船,从口入……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他终于发现一片太平世界哩!”

  父亲哈哈大笑,怒气渐消:“那是五柳先生理想中的‘世外桃源’,你果然当真了吗?”

  “我多游逛一番,总能增长见识,万一碰上好运气,有新发现,岂不更好?!”

  他就这样与父母家人来回周旋,依然“我行我素”地出游。他不但出游,也喜欢读书,不但读“四书”、“五经”之类经典,更喜欢读方志、地理方面的著作,大大丰富了自己的地理学知识,与自己旅游实践相对照,长进更快。

  有一年酷热的盛夏,父亲带着他到巨洋水(今之弥河)上游的熏冶泉避暑,清澈的泉水从岩石裂缝中向外喷涌,凉爽甜润,易于饮用。泉水汇集山涧,涧边古树参天,浓荫蔽日。涧水流至山下又汇集成湖,环湖竹树芳菲,百花竞艳,万紫千红,湖水清澈见底,游鱼穿梭。在这片清凉幽静、风光秀丽的山水中,父亲吟诗作赋,小道元跟着诵读,陶醉在大自然奇妙的风物和父亲深邃的诗意之中。他不禁脱口而出:“爹爹,此地真是人间仙境,简直想常住不归啊!”“孩儿,在此不过避暑小憩,为父公务繁忙,能因留恋自然风光而贻误圣上的重托吗?我堂堂中国,名胜古迹不计其数,我儿来日方长,有的是享受自然美景的机会。”“爹爹提醒的好,孩儿当立志考察祖国名山胜水,终生不渝。”

  郦范后来遭到镇将元伊利陷害,说他“与外贼交通”。幸而北魏孝文帝是位有道明君,识别这是诬告,并反过来宽慰郦范说:“卿其为算略,勿复怀疑。”不久,又调他回到京城,后来就在京城逝世,时年62岁。父亲死后,道元袭爵永宁侯,按惯例将为伯爵,为尚书主客郎中。

  郦道元青年时代踏上仕途之际,正是北魏政治最清明的时候。孝文帝拓跋宏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贤明君主之一。他5岁登基,在位28年,最后在征战中因年早逝。他少幼时期,由母亲冯太后临朝称制,锐意改革。他在宫中一直受着良好的教育,懂得要关心人民疾苦和国家前途。他年长亲政以后,继续进行改革,获得巨大的成功。他们的改革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他们整顿吏治,实行俸禄制度;实行均田制,不准豪强兼并土地;实行三长制(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强化基层政权建设;实行户调制,完善户口、税收制度。

  冯太后去世后,孝文帝实行了更大的改革举措,一是在太和十八年(494年)把国都从平城(山西大同)迁到河南洛阳,改变了以往对中原遥控的形势,而迁到了统治区域之中心。而且,又摆脱100多年间在平城形成的鲜卑贵族保守势力的掣肘和干扰,从而有利于继续改革。第二点,也是更重要的一点,是改变鲜卑族内迁者原有的生活习俗,促进他们积极接受汉族文化。他命令鲜卑服装为汉服,太和十九年(495年)十二月甲子日,他在先极堂接见群臣时,率先垂范,“班赐冠服”,也就是带头执行易鲜卑服装为汉服。他又规定在朝廷上使用汉语,禁用鲜卑语。他称前者为“正音”,后者为“北语”。他说:“今欲断诸北语,一从正音。”30岁以上的鲜卑官吏,在朝廷上尚容逐步改说汉语;30岁以下的鲜卑官吏在朝廷上则要立即改说汉语。如有不从,则降爵罢官。他又规定迁洛阳的鲜卑人以洛阳为籍贯,死后不得归葬平城。他还规定鲜卑贵族改汉姓,他自己首先改姓“元”(是“国家元首”之意),以代“拓跋”。其余7个贵族姓氏对照如下:丘穆陵——穆,步六孤——陆,贺赖——贺,独孤——刘,贺楼——楼,勿忸于——于,纥奚——奚,尉迟——尉,基本上按原鲜卑姓氏音近者加以简化。以上八姓贵族的社会地位,与汉族北方的最高门第崔、卢、李、郑四姓相当。其余稍低一些的贵族姓氏亦改汉姓,与汉族一般士族相当。他尤其设法使皇族和鲜卑贵族与汉族主要士族通婚,并以此为光荣。

  孝文帝的改革,严惩了贪污官吏,打击了世族门阀地主,吸引广大劳动人民回到土地上来,开垦荒地,恢复发展生产,也推动了北方民族的文化融和,有很大的积极意义。他迁都洛阳以后,依托中原地区的丰富物产、中心的地理位置、发达的交通条件和历史悠久的中原汉族文化,使北魏更加兴旺发达、繁荣昌盛起来。

  郦道元一生事业的基础,正是孝文帝当政时期奠定的。他早先在旧都平城做京官时,对于这座从道武帝拓跋珪开始营建了100多年的都城十分惊叹。这里不但殿阁嵯峨,市井繁华,而且城里城外遍布名胜古迹,特别是城外武州川、桑乾水(永定河上游)两岸的云冈石窟、火山、温泉、煤田等都使他十分神往。他工余之暇,常去游览。尤其是石窟寺,规模宏大,气势壮观,令他赞叹不已。他曾写道:“因岩结构,真容巨状,世法所希,山崖水殿,烟寺相望,林渊锦镜,缀目新聎。”

  他一边游览,又一边读书。他最爱读的不外乎地理文献,诸如前代的《山海经》、《尚书﹒禹贡》、《周礼﹒职方》、《汉书﹒地理志》,还有《水经》。《水经》一书,作者不明确,曾有人认为是西汉桑钦所作,也有人认为是西晋郭璞(曾著《江赋》)所著,后经清代学者多人,如全祖望、赵一清、戴震等人考证,认为是三国时期一位不知名作者所写。该书以河流为纲,记载了137条河流流域地理情况,引起了郦道元极大的兴趣。他觉得这不失为一种综合地理著述的好方法。他在阅读地理古籍时,十分珍惜前人的这些丰硕成果,同时还深深感到还有许多不足之处。正如他后来在《水经注》的序言中所指出的那样:《山海经》虽记叙详细,但是不完备;《尚书﹒禹贡》、《周礼﹒职方》以及《汉书﹒地理志》等又过于简略,使人不易看懂;一些描写地方的都赋(如张衡的“两京赋”、左思的“三都赋”)之类,因受体裁的限制不能尽情描述;《水经》虽然论述了全国的主要河流水道,但是缺少发展脉络,不够系统。他尤其觉得,《水经》只记了137条主要干流,过于简略,与我国地大物博极不相称,而且不少地方,与以往其他著作互不相同,颇有出入。譬如同一条河流,对其发源地或河道的变迁说法很不一致;对同一地区山川形势的描述也有大相径庭的;还有沿河城邑的兴衰之记载,或来龙去脉不明,或相互矛盾,无所适从。

  郦道元由此萌发了一个念头,以《水经》为蓝本,采取作“注”(注解,更多的是修改、补充和发挥)的形式,写出一部综合的地理学著作来。也就是“因水以证地,即地以存古”,即以水道为纲,凡河流经过地区的风土人情、历史古迹、地形矿藏、农田水利以及城镇的兴废沿革、河道的变迁、名称的改易,以及有关历史事件、人物、神话传说等,都予以详细记载。立下这一雄心壮志,他一方面博览各种文学典籍,一方面尽量利用出差办事或旅游的机会,有意识地进行实地考察,搜集最新第一手资料,为写书做好充分的准备。

  郦道元随孝文帝外出巡视一两年,对他一生成就影响很大。太和十八年(494年),他们从平城出发,经并州(山西太原)到洛阳,再到邺城(河南安阳)。太和十九年(495年)初又从邺城返回洛阳,再从蒲地(山西蒲州渡口)渡过黄河,向北返回平城,年中又从平城出发,先到朔州(今山西朔县),然后向北,巡视北边各镇。北边主要军事据点有六个,号称“六镇”,是抵御北方柔然族人骚扰的军事主力集中之地,每镇都有“镇都将军”、“统兵备御”。他们去了其中四镇,即怀荒(今陕北张北县以北)、柔玄(今内蒙古兴和西北)、抚冥(今内蒙古四子王旗东南)、武川(今内蒙古武川西南)。他们足迹直抵阴山之麓,到达河套地区的五原城。

  这一两年的出巡行程万里,不仅考察了沿途的山山水水,而且拜访了很多耆老宿绅,参观了很多历史遗迹,使他大开眼界。他走得最多的是山西、河南、内蒙古等地,特别是国都平城外围的山西各州县,其经济情况、军事要冲,或交通条件都会影响到国家的安定和发展,所以他考察的特别仔细,对很多风景名胜,下了很大功夫。例如他在蒲地横渡黄河时,专程溯游而上去看龙门瀑布天险,并作了极详尽的描写。

  郦道元到达阴山南麓五原城时,沿芒干河岸的白道岭行进,发现土山下的洞口涌出一道泉水。他想起以前听人说《饮马长城窟》的故事时还将信将疑,现在得到验证了,果然是真的。他不禁俯下身去,用双手大捧大捧往口里送水,实在清凉可口,他喝了个痛快,觉得心情格外舒畅。他站起来举目遥望,战国时期赵武灵王修筑的长城蜿蜒伸展,尽收眼底,又使他大发思古之幽情。他再一转念,想起家中独守空房的爱妻,更是无限牵挂,不禁随口背诵古诗《饮马长城窟》:“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远道不可思,宿昔梦见之。梦见我在傍,忽觉在他乡。他乡各异县,辗转不相见。枯桑知天风,海水知天寒。入门各自媚,谁肯相为言。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尽素书。长跪读素书,书中竟何如?上言加餐银,下言长相忆。”

  太和十九年(495年),北魏从平城迁都洛阳时,御史中尉李彪提出郦道元“秉法清勤”,推荐他为“治书侍御史”。不久,李彪被仆射李冲弹劾免官。郦道元也“以属官坐免”。他在政治上又遭到挫折。太和二十三年(499年),南齐的大将军陈显达攻伐北魏。孝文帝带病率兵御敌,虽然打败了陈显达,但孝文帝却在归途中驾崩。宣武帝元恪即位。郦道元不再做京官,而外放地方官。宣武帝景明~一四年(500-503年),郦道元任冀州镇东府长史(治所在信都,即今河北冀县),刺史于劲是外戚,是顺皇后之父,他常不在州里视事。郦道元以长史而代行刺史之职。他为政十分严酷,惩恶护善,吏民畏惧,盗贼也逃于他境。

  景明四年(503年)末,郦道元调任颖川太守(治所在长社,即今河南许昌市),颍川辖区是豫东和豫南,正是北魏和南梁在军事上犬牙交错的地区,又是各民族杂居之所,在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交织下,人民奋起反抗,北魏政权派重兵残酷镇压。作为颖川地方长官的郦道元忠于朝廷,自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宣武帝永平~一四年(508-511年),郦道元任鲁阳太守(治所在今河南鲁山县)。他在那里从事招抚、安置归附者的工作,为此走遍了鲁阳的山山水水。他又在鲁阳设立学校,发展地方教育事业,人民素质提高了,社会秩序大为好转,山中盗寇也惧怕他的威名,不敢为非作歹。此后,郦道元又任东荆州刺史,州治在比阳县(今河南沁阳)。东荆州也是民族杂居、南北朝政治、军事交错地区,政治局势极不稳定。郦道元为了巩固北魏在这里的统治,又像在冀州那样“威猛为政”,引起边民不满。有人就去朝廷告他过于“刻峻”。北魏孝明帝(元诩)神龟元年(518年),郦道元官位被寇治所代替,但寇治也和他差不多作风。于是二人同时被免官。

  郦道元被免官回京之后的七八年间,真正坐了下来,潜心著述《水经注》,实现了他早年的愿望,留下了这部传世之作。

  孝明帝正光四年(523年),尚书令李崇等建议“改镇立州,分置郡县”,次年,这建议得到采纳,郦道元也重新出来做官,任“持节兼门侍郎”,与都督李崇一起从事机构改革,并储积兵器、粮草,巩固边防。后来,一些边关的守兵哗变,杀将起义,使得“罢镇立州”计划受阻。郦道元的工作还没有成果,就被调到河南尹,也就是京城洛阳的地方行政长官。

  北方边关发生起义的同时,在淮河流域附近的寿阳和徐州,北魏与南朝萧梁的战事也频繁起来。北魏的徐州刺史元法僧孝明帝孝昌元年(525年)据城反魏,打败了安丰王元鉴。北魏派兵去平息叛乱,元法僧就投降了萧梁。萧梁趁机派成景隽攻克了北魏的睢陵,又派裴邃进攻淮南,在寿阳打败魏河间王元琛。北魏失去了东南前哨的战略要地。这时,郦道元临危受命,任“持节兼侍中”,并“摄行台尚书”,率领大军在今安徽涡阳打退了萧梁的攻势,并乘胜追击,大歼敌军,使边境局势转危为安。

  郦道元自东南前线班师回朝,大庆荣归,被授予“安南将军”和“御史中尉”之职,这是“督司百僚”的,文武百官均受他节制。由于他一贯为政严猛,权豪贵族都很怕他。当时北魏政权已极度衰落、黑暗。在兵荒马乱之中,人民流离失所。当时恒山、代州以北,尽为丘墟;崤山、潼关以西,烟火断绝;古齐、赵之地(山东、河北一带),死人如乱麻。在这种濒临崩溃的局面下,郦道元即使清廉行事,威猛从政,也是孤掌难鸣,无济于事。最后,他本人难保性命。

  当时一位权倾朝野的皇族——汝南王元悦是个“好男色”的流氓,专与出卖色相的男娼大搞同性恋。他身边宠爱的男娼丘念狗仗人势,胡作非为。他不仅经常睡在汝南王元悦府内,而且大扇枕边风,插手任免官吏的政务。这个坏蛋深为广大士民所鄙弃、唾骂和痛恨。郦道元决心为民除害。他经周密侦查,摸清了丘念的行踪,撇开元悦时,将丘念逮捕入狱。元悦急忙向当政的灵太后求情。太后下令赦免丘念。郦道元却拒不受命,依法将丘念问斩,并上奏章弹劾元悦。郦道元如此大捅马蜂窝,惹怒了上上下下的皇亲国戚。尤其是元悦,更对郦道元恨之入骨。他与担任侍中的城阳王元徽合谋,给郦道元出难题,设陷阱。正巧那时任雍州(今陕西西安市)刺史的肖宝夤蓄意谋反,元悦等怂恿朝廷派郦道元去视察雍州地区。孝明帝孝昌三年(527年)十月,郦道元奉命西入关中,来到阴盘驿亭(今陕西临潼县东),肖宝夤心怀鬼胎,自然认为郦道元是冲着他来的,就派兵围攻郦道元驻地。亭在山岗上,缺水,打井10多丈也见不到水,郦道元的侍卫们水尽力穷,失去防御力,叛兵们逾墙而入,将郦道元及其弟弟道峻和两个儿子俘虏。肖宝夤向郦道元诱降,劝他一起反叛元魏朝廷。郦道元却大义凛然,痛斥叛贼,在骂声中与其弟、其子同时被杀害。郦道元一生清廉为官,军政业绩辉煌,勤奋好学,著书立说,成就卓越。他为国家、人民做了大量好事,留下了不朽的文献,不幸的是,他终于成了北魏黑暗政治的牺牲品,他在与皇亲国戚、权豪显贵们的斗争中,英勇无畏,最后在对方有计划、有组织的“借刀杀人”的圈套里牺牲了宝贵的生命。

 

刻苦严谨的科学探索精神

 

  郦道元深深懂得,要研究地理,必须到野外考察,掌握尽可能多的第一手材料,动起笔来,才能言之有物,写出有水平的大篇幅文章。因此,他利用当地官的工作之便,广泛“访渎搜渠”,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解决了很多早先留下的疑问。除前面所说的“饮马长城窟”的考证之外,他在考察泗水时,发现以往戴延之谓该水为吴王所掘,今发现与事实不符,于是加以订正。他在考察时,以水为纲,或“脉水寻经”、“脉水寻川”,或“脉水寻梁”,最后得到对流水侵蚀、搬运、沉积作用的系统性认识。

  郦道元在考察中也很注意搜集实物。他收集了各地的碑碣石铭302块,他用这些宝贵文物来补充正史的细节。众所周知,燕太子送荆轲于易县,荆轲的挚友高渐离击筑高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可是,郦道元却指出,“遗传旧迹多在武阳”,因此,饯别之处当在武阳,而不在易县,他这种有所依据而大胆怀疑的精神也很可贵。

  郦道元为求学而不耻下问,他常访问乡绅、道士、和尚、耆老。他从边境耆老口中得知“郝连城”取名的由来是因为“郝连之世,有骏马死此,取马色以为邑号,故目城为白马骝”。他又从朝鲜(高丽)的使臣那里打听到其都城平壤位于“浿水(今大同江)之阳(之北)”。

  郦道元也十分注意对古今文献资料的广搜博览。他编写《水经注》中直接引用过的有关文献达479种之多,内容遍及地理、历史、政治、哲学、文学等,这就包括各种正史、方志、杂记、小说、诗词歌赋、碑碣拓片等。其中,专论地理的约占四分之一。除了全国性的地理文献《禹贡》、《汉书﹒地理志》之外,还有很多地方性的文献,如《华阳国志》、《钱塘记》,乃至当时刚问世不久的《扶南传》、《佛国记》等。尤其可贵的是,他当时引用的文献,至今大部分已失传,通过他把其中若干内容引入《水经注》,这些内容才得以保存下来,为考证辑佚古代地理书的学者提供了很好的依据。

  郦道元在利用这些难得搜集到的宝贵文献资料时,善于分析整理,参证比较,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例如对河北唐县及其附近的山川形胜,他用了五种文献加以比较,最后否定了应劭的错误说法。刘澄之说:“新安有涧水,源出此县。又有渊水,未知其源。”郦道元考证地理文献,才知“渊水”并不存在。他说:“但渊涧字相似,时有字错为渊也。故阚骃《地理志》曰,禹贡之涧水,是以知传写书误,字谬舛真,惩之不思所致耳。既无斯水,河源之可求乎?”他还利用汉字字形结构、少数民族语言译音及各地方言乡音的考证,改正了前人好几十处错误。

  郦道元在丰富的感性知识和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反复思索,上升到理性认识。例如,他在考证黄河陕县(今三门峡)一带水涌数十丈的原因时,在广查文献、调查分析后得出的结论是河岸边的虢山滑坡,形成堤坝,阻塞河流,因此形成“堰塞湖”。

  郦道元研究地理现象时,不仅作定性描述,而且有很多定量记载。一部《水经注》中,留下了很多河流长度、水井深度、湖泊面积以及各种地物之距离远近等宝贵的数据,开了“定量地理学”研究之先河,特别为后来历史自然地理学之研究创造了前提。

 

鸿篇巨制  影响深远

 

  郦道元以大半生精力漫游大地,博览群书,潜心研究,充分准备,用了七八年官场赋闲之宝贵时光,辛勤笔耕,终于完成了鸿篇巨制的传世之作——《水经注》。它与《禹贡》、《汉书﹒地理志》、《徐霞客游记》并称“中国古代四大地理名著”。

  《水经注》的依据基础是《水经》,后者记述中国河流水道共计137条,原文仅1万多字。《水经注》不仅为原《水经》作注,且补充了很多河流,其中有些还是比较重要的独流入海的河流,总计1252条之多,比原著增加了近10倍,全书30万字,是原著的20多倍。其地理内容丰富是空前的。它虽以中国水道为纲,但其牵涉的地区已超过今日中国疆域,大体来说,其东北到朝鲜的浿水(即大同江),东到海,南到扶南(今柬埔寨),西南到印度的新头河(即印度河),西到安息(伊朗)、西海(威海),北到流沙(蒙古沙漠)。此书实际上是北魏以前我国古代地理资料的总结,在地理学各分支领域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既然书名是《水经注》,所以,它的成就首先就在水文科学、水文地理学方面。全书记载的1252条河流,按其大小,有江、河、水、川、溪、渠、渎、沟、涧、伏流等名称。该书按一定顺序描述了各级河流的发源地、流程、方向、流域分布、水量季节变化、河水及含沙量及河流冰冻期等。例如,黄河是他记述最详尽的,他引用了大量历史文献,再加上他亲自调查的结果,在书中不仅反映出了黄河的水色、曲流、含沙量、汛期、冰冻期等特点,还把黄河流域范围内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名胜古迹、人工建筑、自然资源、风景名胜等都一一加以说明。

  《水经注》记载了很多人对水的改造产物。首先是人工运河。有早在吴越春秋时代修筑的沟通长江与淮河的“中渡水”(即邗沟,南北朝时名为“中渎水”)。也有东汉末修的白沟利漕渠、平虏渠、泉州渠等。另外有很多农田水利的著名工程,如都江堰、白渠、龙首渠、郑国渠等。还有人工凿井,附上宝贵的井深数据。如“长安城北……民井汲巢居,井深五十丈”;“台陵县内有大井,径数丈,水至清深,井深数丈”;“虎牢城唯一井,井深四十丈”等等。这些数据对于当地地下水位变化规律,即历史水文地质学的研究,很有作用。

  《水经注》记载了洪水,不仅记了当时的,也记了历史上的。北魏太和四年(480年)瀔水河的大洪水,“暴水流高三丈”,这是郦道元亲自经历过的。他进一步考察了瀔水千金堨的石人记载了该水历史上的洪水水位,“石人东胁下,文云:太始七年(361年)六月二十三日大水进瀑,出常流上三丈。”他又考察了其他测水标石,指出了这些文物对历史水文学之研究及其宝贵。

  《水经注》记载了河水的颜色,借以反映河水所含物质。如黄河水黄浊、乃因黄色泥沙含量高所致,书中说“一石水六斗泥”,与今天所说的“黄河斗水七升沙”相去不远。另外,黄河、渭河水有时变红,今天看来,是水中含大量氧化铁所致。

  《水经注》也记有伏流(地下河、暗河)30余处,如易县孔山,“山下有钟乳穴……入穴里许渡一水,潜流通注,其深可涉。”这是喀斯特区的潜流。另外还有的河流经松散沉积层地区,潜没其下,遇到不透水层又复流出,例如滱水的支流博水即是一例。

  《水经注》记载的湖泊名称有14个,今较常用的有湖、沼、海、淀、潭、池、塘等,记载了其面积大小、湖泊与河流的关系,在泄洪、分洪、旱季补给河流等方面作用巨大,如“浦水盛则北注,渠溢则南播”;“从陂……漳泛则北注,泽盛则南播。津流上下,互相迳通”。

  《水经注》在地质学方面也留下很多宝贵记载。如关于无脊椎动物腕足类化石之记述:“湘水又东北得洮口……东南流,径石燕山东,其山有石,绀而状燕,因以名山。其石或大或小,若母子焉,及其雷风相薄,则石木”(荔枝、槟榔,木瓜等)、“少草木”、“无草木”、“无树木”等。《水经注》记载了100多种动物。它明确记载了动物之分布界线。特别提到了各地的珍奇动物,如伊水的鲵鱼(娃娃鱼)、长江的鳄鱼(扬子鳄)、翟塘峡的猿等。

  《水经注》对农业、工场手工业及交通运输等方面也留下了宝贵的资料。它较多提到以农田水利为中心的种植业,还提到边疆地区轮台以东广饶水草的绿洲农业。此书对湖泊开发利用谈得更为系统。首先是灌溉效益,如“马仁陂,盖地百顷,溉田万顷”。其次是湖泊矿产与生物资源开发,如盐池煮盐,水生动物的鱼、鳖、虾、蟹美味可口,水生植物莲藕、麻黄草等既可药用,又是大补。还有湖泊风景秀丽,堪为旅游、憩息之所。《水经注》记载的手工业涉及到采矿、冶金、造纸、食品、纺织等。特别记载了大小盐场18处,名酒酿造地3处。书中谈到水上运输时,就评价了滩、堆、峡、濑的航运条件,以及各河道的水位季节变化对航运之影响。书中谈及陆上运输,就提到各种桥梁90座,津渡90多处。

  《水经注》在沿革地理和地名学方面也是一部杰作。全书共出现地名17756个,有2134个地名作了全面阐释。书中提及聚落数4000个,县级以上政区,都作了历史沿革的考证。郦道元归纳了郡名来源的6大类型:(1)以列国命名,如陈、鲁、吴;(2)以旧邑命名,如长沙、丹阳;(3)以山陵命名,如山阳;(4)以川原命名,如河东、河西;(5)以物产命名,如金城、雁门;(6)以号令命名,如会稽。至于一般地名命名原则,他则归纳了24类,如史迹、人物、部族、动物、植物、矿物、神话等。

  《水经注》不仅是当时地理学的一部百科全书,而且在历史学、民族学、考古学、碑版学、语言学、文学等方面都有突出的贡献,对后世的学者有着深远的影响。它首先是地理学研究的典范。宋朝欧阳修仿《水经注》而写成《唐书﹒地理志》。明朝徐霞客的名著《徐霞客游记》也发展了郦道元综合描述地理环境的思想。清朝刘继庄深有体会地说:“余在都门,为昆山定《河南一统志》稿,遇古今之沿革迁徙盘错处,每得善长一语,涣然冰释,非此无从问津矣!”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杨守敬、熊会贞师徒二人终于完成了《〈水经注〉疏》的工作。

  《水经注》的文学价值亦素为人所称道。他不但是“中国四大地理名著之一”,而且《中国文学史》之各种版本在论及南北朝文学时,皆对此书高度评价。它对唐代的诗歌、散文影响很大。《水经注﹒江水注》中记载了行人歌谣:“朝发黄牛,暮宿黄牛,三朝三暮,黄牛如故。”这话形容江水绕过黄牛峡时之迂回曲折,船行极为缓慢。李白借此歌谣而写成《上三峡》:“三朝上黄牛,三暮行太迟。三朝又三暮,不觉鬓成丝。” 《水经注﹒江水注》中还记载了渔民歌谣:“巫山三峡巫峡长,猿啼三声泪沾裳。”杜甫在夔州还念长安时,写出了《秋兴八首》,其中第二首开头写道:“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华。听猿实下三声泪,奉使虚随八月槎。”《水经注﹒洧水注》中有“平潭清洁澄深,俯视游鱼,类若乘空矣!”柳宗元在《永州八记》之一的《小石潭记》中就有“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

  郦道元及其《水经注》将永垂史册,深为人们所怀念。

陈宝国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