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文江
丁文江（1887-1936），字在君，江苏泰兴人，早年（1902-1911）留学日本、英国，1911年获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动物学和地质学双科毕业证书，留学生涯长达9年之久。留学期间，他受到西方现代科学的熏陶，接受了达尔文进化论思想，这对他的科学观的形成具有极大的影响。
在中国现代史上，丁文江以他对现代科学事业的献身精神和卓越贡献而占有重要的地位。他是中国地质科学的奠基人之一。除地质学外，他在生物学、地理学、考古学、测量学、制图学、动物学、人文科学、天文学以及外交、经济、哲学、社会政治、军事等领域都有相当的造诣、研究和涉猎。
丁文江15岁时留学日本，在此之前，他基本上对西方的现代科学没有接触。他对现代科学的认识产生于他的留学时期。在留学期间，他在接受科学训练的同时，不仅在自然科学方面，同时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体会到科学精神，即理性的价值。
20世纪初叶，中国社会刚刚结束了封建帝制，踏上民主共和的阶梯，立足未稳又出现了封建帝制复辟的闹剧，继而军阀割据使混乱的政局更为乌烟瘴气。1919年发生的“五四”运动，为残破的中国带来了“民主、科学”的希望，但是那时在中国，科学并没有成为一种被社会所承认的东西。作为评价社会进化程度的标准，对科学的认识“从16世纪开始，他们走上不同的道路。分歧的基本原因，虽然不是唯一的原因，是西方科学家领悟了实验的方法并加以应用，而东方的科学家却未能领悟它。到19世纪末，这种分歧达到了顶点。我们看到一边是工程师和技工同医生和传教士，另一边却还是‘愚昧的土著’”。对这段引文，我们且不必推敲其用词是否得当，但它却如实地道出了科学能否生根是某个地域民族兴旺的希望所在。在20世纪20年代，丁文江同张君劢就科学与人生观的问题展开一场“科学与玄学”的论战，勇敢地捍卫了科学在中国的发展。正是“科学与玄学”的论战，它告诫了人们，这场论战如果发生在欧洲或许不会掀起什么大的风波，但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情况就不同了。胡适曾讲：“这一篇论战的文章只做了一个‘破题’还不曾做到‘起讲’。至于‘余兴’与‘尾声’更谈不到了。破题的功夫，自然是很重要的，丁在君先生的发难……叫乌烟瘴气的中国知道这个大问题的重要——这件功劳真不在小处。”事实正是这样，由这场争论产生出来的对科学的认识和理解以至于热情，成为当时中国知识界的一股创造性的力量，这也是丁文江之所以维护科学在中国的地位的初衷吧！“五四”运动在中国起到了反封建文化的作用，而“科学与玄学”的论战，则直接捍卫了科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丁文江的作用时显而易见的。
丁文江对科学的执着追求，对中国科技事业的开拓、发展投入了他几乎全部的精力。他不仅自己倾心竭力为发展科学去奋斗，同时寄希望于青年。他崇尚科学，并致力于培养有事业心、有能力、有爱国敬业精神的科技人才。
在人才培养的过程中，他选材的标准是：（1）能力；（2）爱国和责任心。他有计划地安排在国内地质工作中有成绩的青年人到国外去留学，并在所修学科上照顾到国内科研尚属空白和薄弱的方面。以使我国地质人才培养能够在落后的情况下，在国外学术先进的环境中求得一个较高的起点，从而缩小同国外先进科技的差距。他和章鸿钊、翁文灏、李四光等共同筹划中国地质事业的未来，把这种做法作为科学救国的一个具体的计划来实施。正是这种具有战略性的安排和超前的意识，使得中国在产生地质科学的二十几年后，就在国际地质学界享有了一定的影响和声誉。一大批青年科技工作者刻苦学习、不计报酬，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献身科学事业，先后选派留学的有：谢家荣、李学清、王竹泉、叶良辅、李捷、谭锡畴、朱庭祜等人，这些人不负众望，学成后都立即返回祖国投身于中国的地质科学事业，而且都成为地质界之巨子，为祖国的地质事业鞠躬尽瘁。
在地质学界，丁文江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被大家公认为一种“丁文江精神”，几乎所有与他同时代的同人与后人都被他的精神所影响。有人这样评价他：“他是一枝火把！他又是一个感情极重的人！以强劲不息的精神，用极大的情感来祈求这一个‘理性—经验-实用’的哲学，来实现一个进取而不保守的人生。不知必不行，知之必能行。”
在丁文江的一生中，贡献最大并为之献身的是科学事业，他的献身精神集中体现在他为中国近代科学的建立做到了脚踏实地，呕心沥血。
1. 艰苦奋斗，与章鸿钊共同创办地质研究所，培养自己的地质精英。1911年6月，留学日本的章鸿钊回国，在他的策划下，实业部成立了地质科。但成立之后，这个机构有名无实。章说：“那时候万事草创，当局对于地质事业还是纷纭莫决，我便借故离职。这一科的事务后来便归丁文江氏来主持。”丁文江接任原来所设想的方案，经过各方努力，在北京大学地质门（系）的旧址设立了地质研究所。众所周知，地质研究所成立后，第一大功绩就是培养了中国地质教育史上第一次由中国人自己培养的地质人才。1916年该所的毕业生22人，大部分进了农商部地质调查所，成为中国地质事业的创业人才，第一批精英。在地质研究所，丁文江主讲古生物学和地文学，据朱庭祜回忆：“（他）记忆力相当好，对很难记忆的古生物名词记得很熟，讲解时没有发生错误，科学知识很丰富。”他对学生的要求十分严格的，他的目的是在最艰苦复杂的环境中培养、锻炼学生们的吃苦耐劳的意志和工作适应能力。“彼所注意者，尤为如何增加学生实地工作之时间与机会……使野外旅行成为必修科目……且任何工作，先生无不以身作则。”
为了尽快发展中国的地质科学，培养高质量的人才，必须要有高水平的师资力量。为此，丁文江为北京大学在美国聘请了著名的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葛利普教授。在英国聘请了刚获得自然科学硕士学位的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葛利普曾这样评论丁文江：“在中国推行此等工作（指地质科学），需要经过高等训练之专门人才，造就此等专门人才之教育问题，在中国属于第一要图，而丁博士最早献身于此。”我们还可以引用一段文字还说明丁文江对中国地质学的奠基作用：“他在中国建设地质学，至少他是创造了一个可以使地质学在中国发达的环境，已可谓功在国家。至今还没有第二个人再提倡科学研究上比得上他。”
2. 对制图学的专注和贡献。丁文江回国后，他旅行考察云贵诸省时就意识到一个问题，即中国所使用的中国地图有许多不妥之处，表现为绘制方法的落后和所使用资料的陈旧。但是对于从事地质工作的人来说，绘制地图是十分重要的，没有准确的高质量的地形图就不会有高水平的地质图。1913年丁文江同德国学者梭尔格作正太铁路沿线地质调查，亲自绘制了一幅1/200000的正太铁路沿线地质图，此图虽未公开出版，但后来曾被他人作参考、采用并印行出版。丁文江深感制图学不能引进现代科学方法的现状对我国制图学的发展是十分不利的。为此，他于1934年与翁文灏、曾世英等人合编出版了中国第一本完备的现代地图册——《中华民国新地图》。此图八开羊皮精装、铜版印刷、内容丰富、图面美观，由申报馆出版，是我国当时最好的大型地图集，在制图界影响了20年。在这20年中很多图集、图册皆以它为蓝本，并流传国外，此图作为纪念《申报》创刊60周年而出版，震动了我国整个沉寂的地学界，被称为“国内地图改革之第一声”，“成为绝大贡献，可与世界进步之地图并列而无愧色”。图集出版后，在国外被称为丁氏地图。50年代中印边界谈判时，我国政府即以此图为谈判依据。直至今天，此图集仍是我们编绘历史地图重要的资料依据。
丁文江学贯中西，但没有一点学术架子。他注重实地调查，在野外调查中的吃苦精神在地学界是有目共睹、有口皆碑的。由于丁文江为人谦和，在他的周围无论是中国学者还是外国学者与他共事都能坦诚相见。中国地质事业自开创之处就形成了中外学者共同创业的基础，这种局面与丁文江的作用时分不开的。
丁文江是中国地质学会的创始人之一，曾任该会第二、第六届会长，丁文江长期兼《中国古生物志》主编，由于他卓有成效的组织和领导工作，该刊在国际地质界享有很高的声誉。
丁文江的求实精神和严谨的治学态度还通过对《徐霞客游记》的编订过程充分地表现出来。从实地考察到整理出版《徐霞客游记》，他用了十几年的时间。这项工作奠定了他在中国地理学上的地位。正由于他在编订这本书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精神，被人们称为20世纪的徐霞客，他是当之无愧的。
丁文江对科学是如此的执着，他所认定的就一定倾心尽力地去干，他的工作精神开创了一代学风，那就是，凡是于国家、于科学事业有益的事一切从我做起，“从好些方面看，他是一个划时代的人。他可以算是中国提倡科学以来第一个好成绩，……他是开创这种风气并且使之实现的人。”
陈宝国供稿
